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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魯克自傳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4980
- 條形碼：9787108074980 ; 978-7-108-07498-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柯魯克自傳 本書特色
我和兒子們以及家人、朋友會定期相聚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東校區主樓后的大衛塑像旁，這是應他1949屆學生建議修建的。在那里，每逢他的生日、忌日等，我們都會去喝一點他*喜歡的張裕白蘭地。每次看到基石上刻著他自己提議所寫的“英國人、猶太人、共產主義者、中國人民的朋友”，我都感到：多么真實！多么貼切的自我描繪！ ——伊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獲得者） 大衛回憶說，他剛從英國中學畢業出來時，是帶著成為百萬富翁的夢想去美國求學和工作的。結果他卻走了相反的道路，舍此而參加了美國的進步運動，后來又以英共黨員的身份參加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戰爭，*后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誠然他沒能成為百萬富翁，但重要的是他絕不因此而感到懊悔。他和伊莎白生活在10多億中國人民當中，為10多億中國人民從事著有益的工作，這些經歷將使他們永遠年輕。 ——愛潑斯坦（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國際著名記者、作家）
柯魯克自傳 內容簡介
柯魯克的一生走過了整個20世紀。他在倫敦東區度過童年，成年后赴美留學，趕上了經濟大蕭條。他在進步的學生組織中十分活躍，大學畢業后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國際縱隊英國旅，并負傷。在“二戰”中，他被派往印度作戰，期間兩次來到中國。戰后他留在中國，參加華北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妻子伊莎白撰寫了關于解放區抗日和土改的名著《十里店》，還參與創建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他將后半生獻給了新中國的建設。
柯魯克自傳 目錄
序 “尤其要緊的，你必須對自己忠實” 伊莎白
代序 一些想法 伊莎白、柯魯、柯馬凱、柯鴻岡
**章 一個猶太人的中產階級化（1910—1929）
第二章 沒有金磚鋪路的紐約（1929—1936）
第三章 那條叫哈拉瑪的西班牙河谷（1936—1938）
第四章 西班牙到中國——特工到教師（1938—1941）
第五章 回英國，入空軍（1941—1942）
第六章 印度之旅（1942）
第七章 “遠東評論”（1943—1946）
第八章 從布魯姆斯伯里廣場到太行山（1946—1947）
第九章 農村生活的智慧（1947—1948）
第十章 從鄉村學校到學術界（1949—1966）
第十一章 西游記??東游記（1957—1958）
尾聲
柯魯克年表
譯后記 王爍
展開全部
柯魯克自傳 節選
從特工到教師 （節選自《柯魯克自傳：從漢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第四章） 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顯然我的精神世界很復雜。并非僅僅由于需要將一個斯大林主義者偽裝成托派同情者，或是一個無神論者卻在教會學校里教書。人民的窮困、乞丐的悲慘、婦女受的壓迫，以及社會的腐敗、種族不平等和勢利深深震驚了我。在我的要求下，詹森曾帶我去過（上海的）紡織廠，在那里童工們的工作時間長得不人道，他們的手在難以忍受的燙水里進進出出。他還帶我去過窮街僻巷里的燈泡廠，那些童工們工作的燈光昏暗、氣味惡臭的血汗工廠。但我依然為這座罪惡之都的聲色犬馬而著迷。我聽從了詹森的建議，跟著一位自稱曾是沙皇騎兵部隊軍官的白俄羅斯人學騎馬。然后我們又和一位中國（男）老師學跳舞，以便光顧仙樂斯、百樂門和其他提供伴舞女郎的所謂的士舞場和夜總會。在那些地方，身穿高開叉緊身絲綢裙的苗條而性感的女招待們深深迷住了我，她們在鑲木地板上優雅滑行時，中國不同政派的秘密特工們在走廊上互相謀殺。即使這些樂子也會讓人接觸到這個社會處于封建、殖民狀態的現實：詹森在某次導覽中為我解釋，舞廳間有等級之分。在仙樂斯和百樂門花一美元可以跳三支舞，除非某些人另有圖謀而付更多的錢。在不那么高檔的舞廳里一美元可以買15到20支舞。這種舞廳里的女招待是笨拙的農村女孩兒，穿著藍棉布長袍，人販子付給她們饑餓的父母一點少得可憐的錢之后把她們帶到了這座城市。她們當中足夠漂亮和聰明的人漸漸變得舉止優雅，學會了跳舞時不踩到顧客的腳趾。她們就這么一步步地奮斗，跳向更昂貴的舞廳。在那兒，或許她們會吸引某個有錢人的目光，成為她的情人或妾。然后呢，當她們年老色衰之時？詹森沒有明確回答我，不過他帶我去看了曹禺的悲劇話劇《日出》，話劇描述了一個這樣的農村女孩的悲劇人生和死亡，她的父母為了不讓她餓死把她賣了出來，之后她被迫成為了妓女，*終自殺。 舞女的命運不比她們的男性對應者——黃包車夫——好多少，后者的職業生涯只有大概七年。在這些年月里，他們掙扎在餓死和累死的邊緣，快要把肺咳出來，因為稍微違反了一點交通規則而被警察找麻煩。他們身處和同行的殘酷競爭中，為了搶先跑到潛在客人面前而自殺般地沖進汽車車流，橫穿馬路，還要在接下來的價格大戰中接受*低報價。我記得一件和黃包車夫有關的事。當時我坐了黃包車去一家兌換店兌換（特工組織以美元形式發給我的）“莫斯科白銀”，銀行辦事人員試圖騙我，少給我大概值50美分的錢。我討厭被騙，和辦事人員一直理論到他承認他弄錯了，把錢給了我。我轉手把錢給了拉我過來的黃包車夫。 這就是我對在舊上海的兩年的回憶；1940年夏天我離開了那里。 在和基督教青年會有聯系的中國朋友的幫助下，我在“內地”落實了一份工作：在南京大學，當時其已撤退至南京西邊一千多英里的成都。 我的薪水不高——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每個月25美元，外加提供住宿；不過我畢竟只是一個在當地被聘用的非傳教士。于是，為了提前掙點錢，離開前我接受了圣約翰大學讓我教授一門暑期課程的要求，不只是為了錢，還為了能自由地教任何我喜歡的內容。我決定開一門關于諷刺文學的課，從阿里斯托芬到蕭伯納，包括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的其他作品。拉伯雷的作品帶來了些麻煩，一次一位嫻靜害羞的年輕女生向我哭訴：“我們真要讀這些東西嗎？太下流了！”我想，來點拉伯雷的接地氣的反教權主義，和他那反程式化的教育對這些年輕女士和先生們大有益處，于是我堅持他們必須讀完，不過拉伯雷有些詼諧機智的粗俗文字他們怕是理解不了；我也沒有一一闡明。 當暑期諷刺文學課落幕，我也踏上了向西的征程。 這段旅途令人身體勞頓而精神振奮，將我從自己的政治麻煩中解脫了出來。我先是乘船沿著海岸線南下至香港，當時那里還不是今天的“經濟奇跡”，而只是一個充滿了血汗工廠的城市，與上海有著相同的墮落的歡愉——對那些能消費得起的人而言。不過，從波光粼粼的海平面上升起的太陽照耀著，多山的島嶼景色壯麗。之后到了“法屬印度支那”的海防市和河內，在那里我既享受說法語，又享受了紅酒。接下來是坐窄軌火車，穿過茂密的森林駛向中國邊境，迂回曲折地爬上高山，山上那些圍著長頭巾、被夸張的披風包裹著的少數民族會下到火車站來賣烤玉米。在火車上，小販們在車廂之間的空地上支起小爐子，做面條、粥和雞蛋。一次，某座橋被炸斷，我們不得不下車，乘小船過河，到河的對岸上另一趟火車。那些熟悉飽經戰爭摧殘的中國的狀況的旅客，對這一切已習以為常。 在一篇一年后發表于紐約的文章里，我描述了這次火車旅程。 經過一條長長的山洞隧道，我從煤灰里鉆出來，在慣常的停車期間帶著香皂和毛巾沖到車頭，就著鍋爐里滴出的涓涓細流洗臉，這是整列車上*接近盥洗室的地方了。從熱氣騰騰的毛巾里抬起頭來喘氣時——我已采用了中國式洗臉法——我吃驚地聽見有人這樣和我打招呼：‘先生，您好。您這是去哪里？’——以那種美國教會學校里中國學生所說的明白而清晰的英語。我的提問者和我互致問候，當發現我是去內地教書時，我的新相識邀請我到他的學生伙伴那兒去——在四等車廂。 我們擠過塞得滿滿的通道，跌跌撞撞地穿過尖聲嚎叫的豬群，它們被捆在地板上呼嚕著，穿過咕咕叫的一籃籃雞和哇哇大哭的孩子，來到了四等車廂。這就像是已經滿載的貨車又塞進了地鐵高峰時期的一群人。車廂中央是一座雜七雜八行李堆起的六英尺高的山，它的頂部被幾個顯然是山里人的旅客鋪成了自己的臥鋪。其他旅客分布在不那么危險、即使也不那么舒服的地方，坐在木盒子、柳條箱、窗臺上或者地板上。在這一切當中，我被隆重地介紹給了這里的學術團體。 這些人可不是穿長袍戴眼鏡的老派書生，體型健壯的男人們身著寬松的褲子和開領卡其襯衫，女孩們則偏愛藍色的一件式連體服，這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是著名的民兵制服。（后來我在大學校園里見到了其中幾個女孩，穿著端莊得讓人認不出來。） 這群人里有剛剛從芝加哥大學念研究生回來的李小姐，說著中西部口音明顯的流利英語，她正去往和我同一所大學教社會學的路上；還有小魏，剛剛從上海某大學畢業，現在要去貴陽，他將在那里做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工作。人群里有一對性情開朗的高中生，女孩留著典型的充滿少女氣息的中式劉海，勾勒出一張曾經頑皮的天使般的臉。她和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孩剛從南海島嶼回來，在那里，他們跟隨大名鼎鼎的武漢合唱團，為海外華人團體演唱愛國歌曲，為抗戰募捐。他們也為我們唱起了令人陶醉的歌，伴隨著我們搖搖晃晃的火車哐當哐當穿過深邃的峽谷，越過人煙稀少的云南省內聳立的高原…… *終我們到了春城昆明，云南省的省會。我前往汽車站，到辦公室買一張去成都的票。辦事人員面帶微笑地看著我，驚訝于我的天真，然后說：“對不起，三周之內沒票。”不過，我畢竟不是那么天真。我準備了一張圣約翰大學辦公室的一位女孩幫我寫的便條，寫給她的“叔叔”。“請進，請進”，主管見了條子便從辦公室里把我叫了進去。“你想什么時候走？明天？沒問題。”于是我開始了這輩子*奇特的公共汽車之旅。在此期間，我和間諜組織的脫離之謎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解開了。 這趟公車旅程漫長而迂回，到達我受聘的成都之前，在貴陽和重慶間的城市里穿來穿去。中國旅行社的告示說，每天行程結束時我們應該到達一個像樣的中旅旅社過夜。然而每天，傍晚時分，在抵達預定停車點之前，司機就會開始咒罵。發動機“壞了”。司機下車，胡亂鼓搗一陣，然后宣布我們不得不在這個小鎮過夜，而我在旅途中結識的一個年輕鬧騰的美國旅伴早已洞悉其中的奧妙。 “為什么到點兒就壞？”我問。“嗨，不是司機和當地旅店老板勾結，就是他在鎮上有女朋友。”不管是哪種情況，除了在我們換乘的大城市，從無例外。每次車一“拋錨”，我和我的朋友就沖出汽車，沖到鎮上的街道去找一個還算像樣的旅館。所有這些旅館都有跳蚤、臭蟲、蚊子和老鼠大批出沒。一天夜里我被動物的鼻響聲驚醒，發現房間里有兩只豬。睡覺的*佳地點不是飽受蟲害的床，而是幾張正方形的茶桌。 在貴陽過夜時，我順便拜訪了一些當地的美國傳教士。我們一起喝茶聽廣播。消息傳來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被暗殺了。原來如此！作為一個可被犧牲的走卒，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一張編織于莫斯科，從西班牙延伸到墨西哥、上海也被網羅其中的世界范圍的大網里。
柯魯克自傳 作者簡介
柯魯克（1910—2000） 英國人、猶太人、共產黨人，中國人民的朋友。 柯魯克1935年加入英國共產黨，曾參加西班牙內戰國際縱隊作戰。“二戰”后，柯魯克夫婦由英國共產黨介紹回到中國，他們對河北武安縣十里店村進行調查研究，寫成了反映解放區抗日和土改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1948年，應中共邀請，柯魯克夫婦參與創建中央外事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他們在該校任教數十年，直至退休。2000年，大衛·柯魯克在北京去世。北京外國語大學校園內立有柯魯克半身銅像。 王爍 中國美術學院高等藝術教育研究方向博士。泊岸（Riverbank）攝影文獻研究中心聯合創辦人、總監。曾編著《大衛·柯魯克鏡頭里的中國：1938—1948》（與高初合編，2016），翻譯《現代藝術150年》（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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