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子山語絲 節選

從章開沅先生兩篇長文談起 在《難忘風雨同舟情——憶陶軍》一文中，章開沅先生深情地回憶起他年輕時候發表的兩篇文章，文中這樣寫道： 陶軍作為副教務長，協助書記、院長統籌調度，工作極為出色。他對青年教師的培養特別關注，鼓勵我們參加校內外各種學術活動，并且在1955年創刊的《華中師范學院學報》連續刊登了我的長篇論文《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與《關于太平天國土地政策的若干問題》，對我真是極大的鼓勵與鞭策。 章開沅先生這篇回憶文章作為“代序”，收入了《永遠的懷念——憶陶軍》一書中。作為該書策劃人和主編，閱讀這段文字時很自然地勾起了25年前自己撰寫《(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史略》(刊載于學報1992年第6期)的往事。《史略》是為華師學報創刊100期受時任主編肖漢森教授安排所寫。當時仔細閱讀了100期的新舊學報，記得創刊號到處找不到，還是我在武昌的舊書店里淘回來的。從1955年到1957年，是華師學報的創辦時期，總共6期刊物發表論文、譯文62篇，大約100萬字。我在《史略》中把這個階段的特點歸納為三點，一是注重學術質量；二是注重學習蘇聯、譯介蘇聯的科研成果；三是注重培養和扶持青年學者。關于第三點，是這樣寫的： 創刊號上就發表有當時的青年教師陳安湖的論文《論(狂人日記)的思想》，1956年的學報載有7篇論文，“作者很多都是年輕的科學研究工作者”(此期“編后記”語)；1957年，學報先后發表了當時的青年學者章開沅的兩篇長文：《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第1期)、《關于太平天國土地政策若干問題》(第3期)，前者約2．5萬字，后者更長達4萬多字。創辦之初的學報在繁榮學術的同時，便以扶持學術新秀、培養人才成長為己任，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章開沅先生是1926年7月出生的，1957年刊登這兩篇文章時當在他31歲前后(學報第1期推出時章先生應不滿31周歲)，屬于標準的青年教師、青年作者。難怪年逾九旬的章老還對60年前的那段學術經歷、那兩篇破格刊’登的長文念念不忘。作為學校副教務長、學報編委之一的陶軍同志，當時比較全面具體地負責刊物的編輯組稿工作(學報《發刊詞》就是出自他之手)。上級領導的激勵與關懷，學術期刊的幫扶與提攜，對于年輕學者的健康成長、日后成才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沒想到，章先生對早年發文的回憶和我那篇學報史料鉤沉性質的文章在今日還引起一些學人、同道的關注與共鳴。中秋節后國慶節前，老朋友許耀桐教授(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回母校華師講學，小聚時我們互贈了近年的著作，我2017年出版的《歲月書痕》便是其中之一。小聚后沒兩天，許耀桐兄微信留言：“范軍好，這兩天一有空余時間，就看你的贈書，已匆匆瀏覽了大部，其中一些重要文章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如華師學報哲社版史略，好看，耐讀，喚起美好同憶。我非常認可你說的學報不拘一格，重視小人物的一貫作風，真是不簡單。本人就深有感觸，我曾在1984年第2期和1990年第5期的學報上分別以首篇和第二篇發表了論文。1984年時，我不過區區一個碩士生，1990年時，我也不過一個年輕教師而已。”寫到此，許兄意猶未盡，還賦詩一首《讀范軍大著有感》，自然不乏溢美之辭： 雷聲隆隆記歲月，溪流涓涓留書痕。 敬業勤懇數十載，主編社長當良臣。 誠心仰仗老學者，著力扶持青年人。 文化事業有擔當，光大傳統見精神。 許耀桐教授數十年潛心向學，成果豐碩，出版的專著、教材有20多部，發表的論文和其他各類文章500多篇。而這兩篇分別發表于34年前和28年前的“少年之作”他很快就記起來了，可見其在他學術生涯中所留印象之深、激勵作用之大。如果說學術刊物發表老輩名家論文是“錦上添花”的話，刊用籍籍無名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文章無疑是“雪中送炭”。有時候，“雪中”送的一塊“碳”就足以點燃一個苦悶徘徊中青年學人的學術激情之火，使其熊熊燃燒。 過了將近20年后重回學術期刊崗位，發現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刊物越來越重視量化的考核，如引用率、轉載量、下載次數、影響因子等等。因為這些決定了期刊的座次和地位，也在某種程度決定了刊物和辦刊人的待遇甚至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期刊編輯紛紛約名家文章、拉“大牛”稿件就成了“新常態”。*近看到西部某大學文科學報介紹辦刊經驗，總結說該刊2016年、2017年連續兩年的復合影響因子、綜合影響因子、人文社科影響因子“均居中國高校人文社科綜合類學報**位”。顯然，北大、清華不在話下，南開、復旦甩得老遠，人大、南大似乎也望塵莫及了。看了具體介紹，我才大致搞清楚個中奧妙，其中之一就是“向學術名家和實力專家約稿”，其實著力點就是“名家”。且有典型例證：“截至2017年12月10日，胡鞍鋼先生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徑》被讀者下載14676次，被引用445次，打破了……學報即年引用的*高紀錄。”看來，學術期刊確實與名家“大牛”的文章有著非同小可的直接聯系。有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