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文存張之洞評傳 節選

　　《張之洞評傳》：　　一、開拓鐵路及電訊事業　　1.清廷鐵路之爭與張之洞移任湖廣　　張之洞由兩廣移任湖廣，與清末鐵路事業直接相關。　　作為近代工業文明標志之一的鐵路，在清帝國得以修筑，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曲折的過程，“其始也阻于眾咻，其繼也卒排群議而次第建設之，開我國數千年未有之奇局”①。　　同治年間，直隸總督李鴻章屢陳修筑鐵路之利，未獲允準。1875年，英國人控制的怡和洋行擅自成立“吳淞鐵路有限公司”，于翌年修造上海一吳淞鐵路，后被清政府以高價購回拆毀。此后，淮系劉銘傳等力陳修路于“自強之道”極關緊要，但“廷臣諫止者多，詔罷其議”②。總之，19世紀70年代前后，鐵路事業在中國舉步維艱，進展微乎其微。　　19世紀80年代，清政府開始重視鐵路建設。這與中法戰爭的教訓有關。“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事平，執政者始知鐵路關系軍事至要。”③也就是說，中法戰爭的實踐使耳目遲鈍的清朝統治者開始意識到，“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于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④。連昔日的保守派首領、醇親王奕譞在取代恭親王奕??掌握中樞以后（即所謂“甲申易樞”），也倡議海軍、主筑鐵路，開始經營洋務。奕譞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李鴻章、曾紀澤分任幫辦和會辦，清廷將鐵路事宜劃歸海軍衙門辦理。1887年，奕譞提出修造津沽鐵路及其支線的計劃；1888年，總理衙門奏言，修筑鐵路“洵為今日自強之急務”⑤。然而，直至80年代，圍繞鐵路問題，朝中大臣意見仍頗不一致。當粵商陳承德請求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鐵路，“于時舉朝駭然，尚書翁同穌、奎潤，閣學文治，學士徐會灃，御史余聯沅、洪良品、屠仁守（1829-1900）交章諫阻。其大端不外資敵、擾民、失業三者”⑥。海軍衙門逐一駁斥筑鐵路將導致“資敵、擾民、失業”的說法，但又宣稱：“臣等創修鐵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處皆設，而專主利于用兵。”⑦基于此種考慮，海軍衙門奏請修建津通鐵路，翁同穌反對在京畿一帶修筑鐵路，對于“火輪馳騖于昆明，鐵軌縱橫于西苑”感到憂心忡忡，并請試筑鐵路于邊地以便運兵；徐會灃則請改修德州一濟寧路，以利漕運。正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之際，張之洞于1889年4月上奏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地盧漢干路。盧漢鐵路，指從北京西南的盧溝橋通往湖北漢口的長達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腹地鐵路，貫通直隸（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規模冠于清末。張之洞在倡修此路時指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大，征兵轉餉尚在其次。這種著眼于鐵路經濟效益的認識，不僅勝過反對修路的守舊派，也比奕譞等人筑路“專主利于用兵”的偏狹之見要高出一籌。　　張之洞從修腹地干線的總計劃出發，主張緩修津通線，先修盧漢線，并列舉造盧漢線的“七大利”①，其要者為“富國”“強兵”“利民”。　　此外，張之洞還對盧漢線的修造步驟提出“請以分段之法為之”的設想。“擬分自京至正定為首段；次至黃河北岸；又次至信陽州為二三段；次至漢口為末段。……四段之工，須八年造成，則款亦分八年分籌。”②　　1889年，清政府在聽取沿江沿海各督撫意見后，認為張之洞、劉銘傳、黃彭年所奏，各有見地，而張之洞條陳“各節所奏頗為賅備，業據一再籌議規劃周詳，即可定計興辦。著派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③。具體職守是，北路由直隸總督監修，南路由湖廣總督監修。　　張之洞修建盧漢鐵路的條陳之所以被清政府所采納，與朝廷的派系斗爭相關。由于權傾天下的李鴻章樹敵甚多，故他修筑津通鐵路的倡議，“舉朝以為不可”。在這樣的時刻，張之洞提出修建盧漢干路的條陳便容易被反對李鴻章的朝臣們作為一種補替方案加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