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中國-十八位外國人在中國 節選

留在中國真的很難　　我在中國生活的前十年一直掙扎著怎么才能留在這里。很痛苦……那時候要留在中國真的很難。　　受訪者：Joe Carter　　年齡：50-60歲　　國籍：加拿大　　到中國時間：25年　　位于北京昌平小湯山的中央戲劇學院新校園的主要教學樓和學生宿舍食堂等已落成，從2012 年秋季部分師生已經在那里開始學習生活。整個校園將有14 座建筑，規劃的核心不是“氣派”而是“人氣”，校園像一個充滿了活躍的街道、院落和廣場的小鎮。一條小河貫穿其中，河里養了一群鴨子并有木船漂著。未來之星們在光影流溢的空間中行走或私語，這無疑是中國*養眼的校園之一。　　加拿大建筑師喬卡特是它們的設計者。　　喬的另一個已經建成的建筑項目是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現名“鉑郡”。　　到中國25 年了，這個建筑師說這25 年中的前10 年，他都在想盡辦法留在中國。曾經，“留在中國真的很難”。　　麥吉爾大學里的中國雜技團　　遇到喬是在巴哈伊教的聚會上。帶我去的朋友得到了一本喬的簽名新書，我好奇地問我也可以得到一本嗎？他看了我一眼，發現是不認識的陌生人——那個聚會基本上大家都彼此相識，他只停頓了一瞬，便沖我微笑，用中文問：你剛才介紹自己也是從加拿大來的嗎？然后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支簽字筆，在書上簽了字，遞給我。　　那本書名是《廣廈》，封面上的照片，沉靜智慧，和他本人一樣。　　采訪地點在北京東直門外一個星巴克咖啡店，據說離他的公司很近。喬準時出現，手里夾著一個黑色的文件包，用字正腔圓的漢語和我打招呼，然后伸出手，握了一下。他說漢語比較慢，似乎每字每句都在斟酌，而且會一直用眼睛注視著對方的眼睛，全沒有很多外國人說漢語的炫耀表情。　　正式采訪前，他問我：“我可以說英文嗎？有一些深層的東西，我要用英文表達才更準確。”他想準確而真實地講述在中國25 年的故事。　　從到中國開始，喬就寫日記。偶爾他還會回頭翻看這些日記，所以很多細節他記憶猶新。　　1965 年，喬卡特在加拿大著名學府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建筑學院讀書。此時隔壁的美國正在越戰，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在文化大革命。喬的父母都是大蕭條年代的過來人，還經歷過*艱苦的世界大戰，所以他們極力保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過上一種和平的生活。在這種保護下長大的“嬰兒潮”的孩子們，反而感覺到一種心理上的缺失，充滿了反叛精神，有著比上一代人廣泛得多的世界觀，他們關注東方，對佛教、道教都感興趣。關注毛澤東、赤腳醫生，更左翼的青年憧憬社會主義。這一群加拿大孩子和那些美國反越戰的青年一樣，崇尚自我，反對戰爭，不安于現狀。　　喬在其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憤青一名。　　那個年代，還發生了人類**次登上月球這樣的大事。年輕人開始反思從小受到的基督教影響，同時感覺到自我的渺小，“地球是這么小而孤單的星球，而在這么小的星球上的人們——我們都是人類呀！”他覺得，全體人類都應該是一個整體，一個世界。喬洞察到自己內心的孤獨感。　　“我感覺到我在大學學習的建筑設計主要是為有錢的客戶服務的昂貴項目。”他當時認為，“不服務窮人階級的社會是沒有出路的。”不但如此，他還從大學退了學。他想了解整個社會的底層是如何生活的，決定離開校園一段時間去看看世界。　　開始他準備去南美，但沒有成功。于是他轉而到加拿大*偏僻荒涼的西北特區，包括在北極圈里的耶洛奈夫、貝克湖那些人跡稀少的地方，喬的大部分時間都和窮人們一起度過，“很窮的人”，他說。　　在那些小鎮鄉村的路上，他經常站著搭順風車。他窮得叮當響，“那算是社會教育吧。”他微笑，沉浸在回憶中。他整整游蕩了三年，并認定自己是在尋找真理。　　在離開麥吉爾大學之前，有一件讓喬卡特至今念念不忘的事：一個來自中國的雜技團到大學表演。他們之所以選擇麥吉爾大學，是因為這是白求恩的母校，他還曾在這座大學當教授。　　那時，喬和大部分加拿大人一樣，并不知道在中國鼎鼎大名的白求恩大夫是誰。　　雜技團的到來，讓大學生們奔走相告。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從新中國來的真正中國人是什么樣，尤其當時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只聽說過種種奇怪的消息，無法想象那個國家的樣子。　　清瘦、文靜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的青年喬也混在人群中，他雙手插在細腿卡其布褲子的兜里，貌似不經意。為了向白求恩大夫致以特別的敬意，這場特殊的演出是免費的，卻沒有合適的場地。所有觀眾都站著觀看。　　雜技團表演的都是一些傳統節目，頂碗、疊羅漢、柔身轉桶，還有一些學鳥叫的口技表演。看似平靜的喬，鏡片后泛起閃爍的水光，他從未看過這樣的表演，這是從古老中國、紅色中國來的人們，他們的表演“具有嬉皮士的風格”。人群沸騰了，他們拼命鼓掌。表演結束時，年輕人跳起來，一擁而上擁抱這些神奇的表演者。喬也在其中，他擁抱的那個中國青年似乎沒有準備，描著重妝的臉上露出困惑和驚訝的表情。　　“那些演員都有點受到了驚嚇。”二十多年之后，喬坐在北京CBD 的一個咖啡店里緩緩地說。午后的陽光打在他的臉上，柔和寧靜，他告訴我，就是這個雜技團讓他對中國的輪廓稍微具體了一些，并讓他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向往。　　這個雜技團到底是中國國家級的雜技團還是地方級別的？是不是還到過其他國家巡回表演？這些年他一直想知道這些問題。他甚至寫信詢問過麥吉爾大學的同學和老師。大家都記得那場神奇的表演，卻沒人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他請我幫他尋找這個雜技團的細節。　　天大校園中的梁祝　　游蕩三年之后，喬又重新回到校園。畢業后，他結了婚，并搬到加拿大東部的紐芬蘭省成為一名建筑師。　　但是，他沒有忘記雜技團帶給他的“中國”。　　自1974 年起，他開始訂閱《中國畫報》。“當時我是紐芬蘭唯一一個訂閱中國雜志的人。”他有幾分自豪。那份雜志雖然面對海外，但只有很少的英文。那時，它還在傳遞批林批孔和各種大豐收的消息。　　喬請一個來自新加坡的學生教他漢語，“過程很長很痛苦而且還很難，不是很成功”。但是，他認為自己盡力了。他當時的妻子對中國沒有那么感興趣，也不愿意去中國。1984年，這份婚姻結束，喬就想“好了，我現在要試著去中國了”。　　他終于找到了門路，麥吉爾大學有一個國際交換項目，有人剛從中國回來。他告訴喬，中國有所大學有一個課程，教授中國古典建筑——但只為外國建筑師授課。喬馬上給天大外辦寫信，問是否可以參加這個課程，他很快得到回信，可以。　　喬憑著這封回函拿到了中國簽證，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一天是1985年5 月20日。　　課程只有3 個月時間。但喬微笑著說，他那時已有留下來的決心，所以他帶著名片和簡歷，來到中國，講授關于圣·約翰斯的建筑和他的城市規劃史的講座。　　一個美國大學建筑教授把自己的學生都帶來參加這個課程，和這些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們一起上課讓喬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經38 歲。他們不但一起上課，還共同設計了一個中式花園。　　“我想找到一個能留下來的方法，或者讓我在這里待得時間更長一點。”但他又不希望直接和天大的老師們申請，因為他害怕“他們尷尬我也尷尬”。　　終于，一個叫靳其敏的教授的出現帶來了轉機，“他很有名，今年已經八十多了”，喬回憶道，“他問‘你能回來教書嗎？’”喬心花怒放，他盼望的那扇門已經打開了。　　他回到加拿大處理雜事，加拿大對他來說再無牽掛，告別一段婚姻，賣掉房子，甚至連養了很久的貓也去世了。他認為，自己自由了，可以走了。似乎有一去不返的決心。　　但天大只和他簽了一年的教書合同。第二年，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續簽——因為他們只有錢請英語老師，他們沒有錢請建筑系的外教老師。尤其，其他院系也有抱怨，像化學系和工程系，他們也想要外教。所以第二年，喬是拿著半薪，做全職工作。　　天大開出的工資是每月600 元人民幣，半薪就更少，這讓喬入不敷出。即使是這樣，到第三年，他連這份半薪的工作也拿不到了，除非他答應在大學教英文。“但是我不能教英語，因為我是一個建筑師！”喬有著自己的清高。　　第三年，他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然后終于拿到了加拿大國際發展署的一份工作——那是一個政府機構，國際發展機構。　　第四年……似乎每一年，他都在為怎么留在中國發愁。　　“很痛苦。”他說，“關于怎樣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怎樣找到一個要我的單位，那樣我就可以有個簽證，可以在這里生活并待在這里。我不能老是個游客，我必須得工作。工作很難找。”　　一個中國人不可能想象，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個加拿大建筑師苦苦思考如何留在中國。而他在加拿大可以至少拿到三四萬加元工資。當年，那相當于12 萬人民幣，1985年，那是一筆天文數字。　　那時，天大的校園還架著大喇叭放音樂和廣播。一天，走在校園里的喬聽到了一首動聽的小提琴曲，他突然僵在原地無法動。　　曲子太美了。他含了淚，找到了一種家的感覺。“對，我在家，另外一種家。”喬告訴自己。　　那是秋天，已近中年的喬入鄉隨俗地穿著毛衣和藏青色西褲，身后是漸黃漸落的樹木。他在突如其來的一段中國音樂中再也移動不了腳步。　　他后來知道，那是著名的《梁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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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中國-十八位外國人在中國 作者簡介

　　席越
　　滿族，加拿大大學畢業以后就職于加拿大及美國500強公司，擔任金融會計、分析師，并為美國互聯網公司擔任咨詢顧問。長期為中國多家媒體撰寫專欄文章，2005年至2007年參與創辦了加拿大迄今為止第一份簡體中文雜志《新生活周刊》，并任副主編。曾著有散文集《先嫁書后嫁人》。2010年起，采訪了三十余名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外國人，并將采訪錄編輯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