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文化史Ⅳ·啟蒙時代卷 相關資料

?第七章 心靈/大腦

從文化層面來講，啟蒙時代并沒有腦（brain）的概念。和今天的“大腦時代（Age of the Brain）”不同，當時沒有人會把行為、情感和感覺歸結為大腦的狀態，雖然解剖學家早已知道大腦，他們還經常觀察顱骨下的粥狀物，但這并不值得驕傲，也沒有文化價值，它不能打動公眾或帶來什么啟發。在啟蒙時代，重要的不是大腦，而是心靈（mind）與思想（thinking）。一直到18世紀末，大腦皮層才被當作“心靈器官”，這是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生物化進程，是真的“震撼人心”，把“人心”連同與心靈、靈魂有關的一切觀念都撼出天際。如今回過頭來看，這一進程拆解了心靈的概念，使其脫離了形而上學和精神領域的束縛，變得世俗化，理性的人不再需要依托思想來觸及哲學和/或上帝。從此以后，我們有“自然”就夠了。
區分心靈與大腦會讓許多18世紀的醫生感到困惑，對他們來說，二者沒有分別，他們習慣了二元論，但他們關注的是心靈/事物（mind/matter）或心靈/身體（mind/ body），更確切地說，是靈魂/心靈（soul/mind）和靈魂/身體（soul/body）。心靈與大腦的區分出于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的心靈以某種方式存在于自然之外，或者至少無法用自然科學開發的各種技術來探究（這就更需要用“身心醫學”去研究不可解釋的事物），但這是19世紀的難題。18世紀的醫學家知道心靈會影響身體，也知道身體會影響心靈，只是不明白為什么大腦會被單拎出來。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心靈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參與調和健康與抵抗疾病的，人們又怎樣才能維系健康并減緩病痛的發生——同時還要保持著啟蒙時代的認識論標準。
本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了18世紀出現的有關心靈的核心思想，這些思想主導了整個歐洲對于心靈的認識，筆者將重點討論英國及其對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思想的稱頌，這是一種關于人類知識生產與心靈的激進思想，在整個18世紀都不乏擁躉。由英國醫生和道德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提出的感官主義思想，恰適于全新而振奮的啟蒙時代，也迎合了關于理性的“人”（“人”在當時是指“人類”）的核心思想。第二部分則將轉向對這些思想的文化層面的理解，以及它們如何催生了新的社會等級制度，特別是與女性有關的制度。
18世紀，“人類科學家”想要用一種新的推理（reasoning）方式界定新人類（new human）的定義，“理性”意味著客觀思考，沒有激情、偏見和迷信，不去參考不可驗證的說法，比如宗教啟示。新人類不再是從前那個可憐的罪人，而是一個自主的存在，一個以人類自身為造物的頂點，以理性為指導，最重要的是具有探究的本性，包括對人類自身的探究。人們相信，社會由自由人創造——這些人共同建構了一個保護人們的基本權利、自由與財產的政治社會。“人”成了自然的主人。

?第七章 心靈/大腦

從文化層面來講，啟蒙時代并沒有腦（brain）的概念。和今天的“大腦時代（Age of the Brain）”不同，當時沒有人會把行為、情感和感覺歸結為大腦的狀態，雖然解剖學家早已知道大腦，他們還經常觀察顱骨下的粥狀物，但這并不值得驕傲，也沒有文化價值，它不能打動公眾或帶來什么啟發。在啟蒙時代，重要的不是大腦，而是心靈（mind）與思想（thinking）。一直到18世紀末，大腦皮層才被當作“心靈器官”，這是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生物化進程，是真的“震撼人心”，把“人心”連同與心靈、靈魂有關的一切觀念都撼出天際。如今回過頭來看，這一進程拆解了心靈的概念，使其脫離了形而上學和精神領域的束縛，變得世俗化，理性的人不再需要依托思想來觸及哲學和/或上帝。從此以后，我們有“自然”就夠了。

區分心靈與大腦會讓許多18世紀的醫生感到困惑，對他們來說，二者沒有分別，他們習慣了二元論，但他們關注的是心靈/事物（mind/matter）或心靈/身體（mind/ body），更確切地說，是靈魂/心靈（soul/mind）和靈魂/身體（soul/body）。心靈與大腦的區分出于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的心靈以某種方式存在于自然之外，或者至少無法用自然科學開發的各種技術來探究（這就更需要用“身心醫學”去研究不可解釋的事物），但這是19世紀的難題。18世紀的醫學家知道心靈會影響身體，也知道身體會影響心靈，只是不明白為什么大腦會被單拎出來。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心靈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參與調和健康與抵抗疾病的，人們又怎樣才能維系健康并減緩病痛的發生——同時還要保持著啟蒙時代的認識論標準。

本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了18世紀出現的有關心靈的核心思想，這些思想主導了整個歐洲對于心靈的認識，筆者將重點討論英國及其對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思想的稱頌，這是一種關于人類知識生產與心靈的激進思想，在整個18世紀都不乏擁躉。由英國醫生和道德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提出的感官主義思想，恰適于全新而振奮的啟蒙時代，也迎合了關于理性的“人”（“人”在當時是指“人類”）的核心思想。第二部分則將轉向對這些思想的文化層面的理解，以及它們如何催生了新的社會等級制度，特別是與女性有關的制度。

18世紀，“人類科學家”想要用一種新的推理（reasoning）方式界定新人類（new human）的定義，“理性”意味著客觀思考，沒有激情、偏見和迷信，不去參考不可驗證的說法，比如宗教啟示。新人類不再是從前那個可憐的罪人，而是一個自主的存在，一個以人類自身為造物的頂點，以理性為指導，最重要的是具有探究的本性，包括對人類自身的探究。人們相信，社會由自由人創造——這些人共同建構了一個保護人們的基本權利、自由與財產的政治社會。“人”成了自然的主人。

約翰·洛克在18世紀創造了心靈的觀念，構筑了人類作為自然人與社會人的愿景。事實上，對他來說，形而上學和醫學的原則應該是一樣的，畢竟他是一名醫生，在牛津和萊頓接受了教育，并給他的贊助人安東尼·阿什利·庫珀勛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提供醫療服務。在現代人看來，洛克的思想并不陌生，他在1689（1694）年發表了代表作《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成功地闡述了新啟蒙時代的新人類模式。受到了道德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1651）的啟發，洛克通過對人類及其激情進行機械論的解讀，提出了一種著名的社會理論。雖然洛克在原則上認同霍布斯，但他不同意霍布斯關于人性永遠是有罪而野蠻（因此要有嚴格的政府控制）的負面看法。洛克認為，人類并非生來就有一成不變的道德特征、基本原則與思想，而是要運用推理能力終其一生去獲得這些特性，因此，他決定將他的研究建立在對人類如何思考的激進分析上。他認為，破解人類推理的可能性與局限性，將更有可能呈現人類的真實面目，并對其道德與社會性形成認識。

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類的推理及其可能與局限。洛克的考察方法是經驗性的，是一種探索自然的方式，這種方法的先行倡導者是英國自然哲學家、政治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這種方法在英國蔚然成風，并在1660年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成立之后貫行。洛克選用了這種方法，并堅信人類思想都來源于感覺與反饋（即所有的人類知識都建構在經驗之上），這樣一來，他就和同時代另一位人氣哲學家——法國的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分庭抗禮了。笛卡兒持人體二元論與機械主義觀點，與霍布斯的二元論不同，笛卡兒相信人類天生就有一套固有思想與一般邏輯原則。而洛克的觀點認為，人類通過結合感覺和推理來獲取思想與知識，這和笛卡兒哲學體系格格不入。

最開始，笛卡兒意在建構人類毋庸置疑的真理原則，他對人類知識中所有被認為是“真實”的東西進行了一番質疑，之后就得出了一個不言自明、無法質疑的真理：他的自我意識，即“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兒不贊成將感官知識視為一切推理的基礎，而前者正是洛克后來所稱頌的。在笛卡兒看來，主觀判斷的不確定性太大，他將理性置于感官之上，認為二者在本體論上是不同的，因為思想觀念先于所有物質，所以必須由意識的頭腦（res cogitans）構成本我。人由獨立于思想的物質構成，在本質上是雙重的，理性的靈魂（他認為位于松果體）控制著身體機器，從松果體出發，借由神經和血液中的動物靈氣（animal spirits）在整個身體內運作。理性靈魂、動物靈氣以及身體傳遞感覺的諸多機能本身就是肉體的屬性，而笛卡兒觀點的特殊之處在于，人只有一個靈魂，身體是一臺既純粹又簡單的機器。當時仍然流行的古老的蓋倫理論（Galenic theories）所言的那種次級靈魂并不存在，動物靈氣以及身體傳遞感覺的諸多能力本身就是肉體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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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文化史Ⅳ·啟蒙時代卷 作者簡介

總主編：羅杰·庫特（Roger Cooter），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社會生物學、社會理論、歷史學、醫學史等。

分卷主編：麗莎·溫妮·史密斯 (Lisa Wynne Smith)，英國埃塞克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曾發表多篇關于家庭醫療照護、疼痛、不孕癥和男性氣質的文章。目前在撰寫有關18世紀英格蘭和法國的性別、健康與家庭的專著。

譯叢主編：張大慶，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監事長兼醫學哲學專業委員會主任，***醫學人文素質課程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醫學史學會（ISHM）科學委員會顧問。蘇靜靜，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史博士，北京大學醫學史與醫學哲學系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瑞士日內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全球健康史、醫學社會文化史。

總主編：羅杰·庫特（Roger Cooter），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社會生物學、社會理論、歷史學、醫學史等。

分卷主編：麗莎·溫妮·史密斯 (Lisa Wynne Smith)，英國埃塞克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曾發表多篇關于家庭醫療照護、疼痛、不孕癥和男性氣質的文章。目前在撰寫有關18世紀英格蘭和法國的性別、健康與家庭的專著。

譯叢主編：張大慶，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監事長兼醫學哲學專業委員會主任，***醫學人文素質課程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醫學史學會（ISHM）科學委員會顧問。蘇靜靜，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史博士，北京大學醫學史與醫學哲學系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瑞士日內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全球健康史、醫學社會文化史。

譯者：谷曉陽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史博士，首都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醫學史、醫學人文教育。姜姍，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博士，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北京協和醫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日醫學交流史、醫學物質文化史、針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