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塵:徐家樹攝影集(精裝) 內容簡介

虔誠·西藏、尋找·經幡、心靈·自然是徐家樹攝影生涯的三大主題，本書精選這三個主題的300余幅作品，代表了攝影家的*高水平。每幅作品配有簡約而意境優美的文字，或感懷，或抒情，或憧憬，或反思，或評論……圖文相得益彰，使觀者透過文字感知照片中更豐富的靈魂。

本書全面展示了徐家樹先生40年來從中國到澳大利亞，從北半球到南半球，用鏡頭捕捉到的世間萬象，以及他在朝圣般的內心跋涉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諦，體現了他不僅是用鏡頭去看世界，更是用“心”去探索世界的攝影主張。

和光同塵:徐家樹攝影集(精裝)和光同塵:徐家樹攝影集(精裝) 前言

淡泊沉淀 輝映人文
——談評徐家樹的攝影生涯
王瑞
——徐家樹
家樹兄微信告知，有出版社邀約出版他的西藏題材攝影集。我當然為他祝賀，記得2013年即有國內未曾謀面的編輯率先邀其書稿，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那時·西藏》。此番佳音再傳，我很羨慕秉持“無為而為”的家樹兄，竟“守株待兔”，連遇一而再找上門來出書的好運。這豈不就是“命”，或曰造化。
隱居在澳大利亞一隅的徐家樹，慣于“兩耳不聞窗外事”，悶頭只顧“閉門造書”。近年來，他整理過往拍攝的照片和影像，聊以綜合性的“故事新編”。每有一個系列成果，便會一如既往地從互聯網傳給我。此番家樹兄微信再傳出書佳音，算是熟人的我也又“重作馮婦”，提議仍為其新著寫篇序文。我料到一貫謙虛的他還是不好意思勞我費心，于是話還是由我主動來提。果然越洋電話里傳來他激動的聲音：“那太好了！”<p>淡泊沉淀 輝映人文<br />——談評徐家樹的攝影生涯<br />王瑞</p> <p> </p> <p>凡是找不出因的果，我們習慣地認為是命中注定，把它歸入一種“緣”。細想起來，漫長一生，總會遭遇很多事，或好或壞或平淡。種種遭遇，決定人生的轉折，影響一生的道路。難解的是，很多遭遇，往往與很多細微小事連接，它們環環相扣，很久以后才顯示出必定的結果。<br />——徐家樹</p> <p><br />家樹兄微信告知，有出版社邀約出版他的西藏題材攝影集。我當然為他祝賀，記得2013年即有國內未曾謀面的編輯率先邀其書稿，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那時·西藏》。此番佳音再傳，我很羨慕秉持“無為而為”的家樹兄，竟“守株待兔”，連遇一而再找上門來出書的好運。這豈不就是“命”，或曰造化。</p> <p>隱居在澳大利亞一隅的徐家樹，慣于“兩耳不聞窗外事”，悶頭只顧“閉門造書”。近年來，他整理過往拍攝的照片和影像，聊以綜合性的“故事新編”。每有一個系列成果，便會一如既往地從互聯網傳給我。此番家樹兄微信再傳出書佳音，算是熟人的我也又“重作馮婦”，提議仍為其新著寫篇序文。我料到一貫謙虛的他還是不好意思勞我費心，于是話還是由我主動來提。果然越洋電話里傳來他激動的聲音：“那太好了！”</p> <p>出于對好友徐家樹影像作品的了然于心，欣然提筆為其新書再譜新曲，期待以此舉作賀禮，錦上添花，送給堪稱“攝影家”的這位遠方摯友。</p> <p>生平好攝影 同道結交情</p> <p>我與徐家樹相知相交的緣分，起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人民攝影》。這一國內首份攝影報紙開設的“海外風”專版的時任編輯陳淑萍女士，敬業盡職、傾情招攬留居異域的攝影愛好者撰稿譯介國外相關作品，即有在日本留學的顧錚、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生活的我與徐家樹、在新加坡工作的陳建中這四個未曾謀面的愛好攝影之人聯袂供稿，內容涵蓋各自所在地的亞洲、美洲、大洋洲三大洲，而攝影發源地——歐洲則由大家共同探索報道。</p> <p>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人民攝影》，我們四人已然成為“海外風”的主筆寫手，幾乎每一期都有我們中一人的撰文，時常在某個主題的連載系列，其中兩人或三人的文章會同頁展現。可以說，《人民攝影》就是素昧平生的我們結交的媒介，我們之間也陸續在報外進行了洲際越洋通信。在那個還是傳統手寫撰稿的時代，我們的原稿頻繁以國際郵件的形式遞達山西太原，我還把自己用蘸水鋼筆雙面書寫的辦法介紹給同道，以節省總會超重的外幣郵資。盡管所得稿費往往與寄信郵費抵消，我們仍然樂此不疲地向國內讀者提供國際上的重要攝影信息。而今每當翻閱留存的我們通常交流資料的復印紙背面手寫的私人信文，總會為當年激情燃燒之豪邁行為而感慨不已。</p> <p>于此文談及此事，無非很是留戀我們由《人民攝影》綿延至今的友情。我和徐家樹的這般手寫通信的結交方式，在新世紀的互聯網時代簡直不可思議。我們四人的共同點是能寫能譯，顧錚博士上手就是攝影史論的大部頭圖書，相繼出版了《世界人體攝影史》《世界攝影史》《城市表情——20世紀都市影像》等十余部著作；徐家樹越洋郵寄給我兩部他的譯作，《世界的眼睛——馬格南圖片社與馬格南攝影師》和《美國〈生活〉雜志——攝影師訪談錄》；陳建中翻譯了美國作者的《攝影師的視覺感受》；我翻譯了焦點版《攝影百科》。僅從這些書目，可見我們這班《人民攝影》的駐外特約記者的譯介規模。</p> <p>這項聯通中外攝影文化事務的工作，須閱讀與整合大量外文信息，并將其中的重要內容做準確達意的中文翻譯。那些年密集浩繁的工作結果，直接體現于那一代在攝影方面做出成績的幾乎所有中國攝影人，都看過且參考過我們的專業譯文和報道。</p> <p>我們四人當年的所作所為，不期然地切合了“第三文化”進行“文化消化”的實踐，以至于對正當轉型期的中國攝影文化，起到了潛移默化的觀念啟蒙作用：新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其跨國際的來源，本身就展現為一種第三文化。它強調翻譯能使思想重獲新生和改造，能使思想從原生的意義場所在別的意義場所獲得獨立的、不再依附于原生意義的新生命。</p> <p>這一理論和實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重心從某一觀念、概念或話語的“意義”來源和“意義”本身轉移到了對意義形成起決定性作用的“場所”。一種觀念或概念在新的場所能否獲得新生命、獲得怎樣的新生命，是由多種錯綜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國內外的歷史機遇和環境，經濟、文化的需求和條件，媒體的作用，知識分子對新知識的引用、爭論和闡釋，等等，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必須放到各種全球性的文化流動中去認識和把握。（徐賁《第三文化》，《讀書》1998年第5期）</p> <p>那時共襄效力《人民攝影》的四人正當壯年，我們就像散播在海外的種子，由攝影的光影照耀，不約而同地在《人民攝影》“海外風”這塊沃土生根、發芽、結果，切實體現了魯迅先生1934年在《拿來主義》中所言：“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p> <p>我們四個“涉外”攝影文論“新人”，按年齡排列，徐家樹1945年生于上海，我1950年生于吉林，顧錚和陳建中都是1959年生于上海。如此說來，除了我這個東北人，他們三個都是地道的上海人。教育背景方面，徐家樹和陳建中分別畢業于理工科系的北京化工學院和華東師范大學；顧錚留學日本大阪府立大學，獲比較文化博士學位；我這個“老三屆”在“文化大革命”后進修于長春教育學院美術系。這原本互不相識、分居海外的四人，如今都已花甲、古稀開外，20世紀由愛好攝影的共性匯聚于《人民攝影》“海外風”，相互結下的淡如水的交情，細水長流，維系至今，堪為中國當代攝影的一段軼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