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毛澤東(1927-1945年的毛澤東和中國) 相關資料

毛澤東改“北上”為“東征”取得大勝
毛澤東的小船，經過兩天三夜的航行，在贛州東北的贛縣江口靠岸。
這時，從贛州撤退的紅軍正集結在江口，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首腦們亦集中在那里。在前敵總指揮部，周恩來主持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亦即“江口會議”。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委員有周恩來、任弼時、項英、朱德、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周以栗、陳毅。王稼祥和顧作霖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亦參加蘇區中央局工作。
江口會議面臨的道議題，便是要不要再打贛州。仍有人主張再打。毛澤東發話了，他說：“對于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卷土重來，我軍無回旋之地。贛州是座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毛澤東一席言，說得主張再打贛州的人啞口了。
接著，會議進入第二道議題，即下一步棋怎么走。來自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指令，理所當然地占上風：“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 毛澤東又一次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在蔣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 以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毛澤東再一次陷于少數，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透露了江口會議的終結果。
“訓令”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

如果認為這次攻贛州是立三路線，那便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 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撤圍贛州后， 反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和失敗情緒便成為紅軍及黨內的主要斗爭。

這么一來，毛澤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他要受到“致命的打擊”！
“訓令”寫及江口會議作出的戰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工農紅軍應當發展革命戰爭，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江西紅軍應當擴大蘇區，貫通贛江兩岸的蘇區，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創造蘇區來包圍贛江流域的幾個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樟樹），以便利于我們迅速地奪取這些城市，這樣來爭取江西的首先勝利……

毛澤東改“北上”為“東征”取得大勝

毛澤東的小船，經過兩天三夜的航行，在贛州東北的贛縣江口靠岸。

這時，從贛州撤退的紅軍正集結在江口，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首腦們亦集中在那里。在前敵總指揮部，周恩來主持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亦即“江口會議”。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委員有周恩來、任弼時、項英、朱德、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周以栗、陳毅。王稼祥和顧作霖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亦參加蘇區中央局工作。

江口會議面臨的道議題，便是要不要再打贛州。仍有人主張再打。毛澤東發話了，他說：“對于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卷土重來，我軍無回旋之地。贛州是座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毛澤東一席言，說得主張再打贛州的人啞口了。

接著，會議進入第二道議題，即下一步棋怎么走。來自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指令，理所當然地占上風：“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 毛澤東又一次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在蔣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 以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毛澤東再一次陷于少數，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透露了江口會議的終結果。

“訓令”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

如果認為這次攻贛州是立三路線，那便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 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撤圍贛州后， 反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和失敗情緒便成為紅軍及黨內的主要斗爭。

這么一來，毛澤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他要受到“致命的打擊”！

“訓令”寫及江口會議作出的戰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工農紅軍應當發展革命戰爭，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江西紅軍應當擴大蘇區，貫通贛江兩岸的蘇區，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創造蘇區來包圍贛江流域的幾個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樟樹），以便利于我們迅速地奪取這些城市，這樣來爭取江西的首先勝利……

按照江口會議的這一部署，以朱德為主席的中革軍委發布命令，把紅軍重新編為三個軍團，即一、三、五軍團，分為三路進發。

紅三軍團，由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向贛江西岸出擊，然后向北發展，稱“西路軍”。

中路軍為紅一軍團，任命林彪為總指揮，任命進入蘇區不久的聶榮臻為政委，羅榮桓為政治部主任，從贛江東岸向北發展。

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蕭勁光為政委，由朱德坐鎮，在贛南蘇區協調西路軍和中路軍。

毛澤東被分配在中路軍，名曰“隨軍行動”。這時的毛澤東是政府主席， 并無軍職，但紅一軍團實際上就是原紅一方面軍，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隨軍行動”，實際上成了總指揮——雖說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不顧這些，他在江口會議結束之后，便來到了紅一軍團。

毛澤東隨紅一軍團出發，走到半路， 他便說服了林彪和聶榮臻，改變行軍的方向：放棄原定北進計劃，改為向東，朝閩西、閩南進軍！

據聶榮臻回憶，毛澤東是這樣陳述自己見解的：

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余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南昌。如今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向南發展則必然會和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有利。向東則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做依托，二來閩南尚有廣闊的發展余地， 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東的有利，林彪和聶榮臻擁護他的主張，覺得應該按毛澤東的意見辦。于是，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軍改成了東路軍，向東進軍了。

這么一來，東路軍便掌握在毛澤東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戰略意圖，又“導演”出一出不亞于、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新戲”來。

這時，駐守閩西、閩南一帶的，是福建軍閥、號稱“閩西王”的張貞。

張貞是福建南端詔安縣人。1918年，35歲的張貞趁著軍閥混戰，在閩南拉起一支“民軍”，曰“福建靖國軍”。張貞由此起家。后來，他到北京陸軍大學“鍍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軍前敵司令”。名聲雖好聽，但張貞手下其實只有幾支收編的土匪民軍而已。北伐時，張貞成了“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師長。那時，陳伯達做過他的秘書，佩少校軍銜。1929年，蔣介石任命張貞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張貞的部隊，其實是一支雜牌軍，有一雅號曰“戰無不敗的‘豆腐軍’”。可是，這位張貞“將軍”偏又愛擺派頭，曾規定漳州各商戶每月必須繳“飛機捐”，湊齊70 萬銀圓，向國外購買了舊式油布練習機和偵察機各兩架、運輸機一架，開辟了機場。那飛機在漳州上空飛來飛去，十分神氣。其實那飛機堪稱“飯桶飛機”。一天，該師國民黨黨部書記長吳光星搭乘飛機，那飛機在半途中飛越龍門嶺時， 竟掛在了松樹上！書記長先生受傷不用說，那架飛機用了幾十人拉、抬，才運上公路，用大卡車載回漳州修理。還有一次，張貞坐飛機由永定回漳州，家屬早早在漳州機場迎候，卻久久不見空中有飛機的影子。事后才知，“飯桶駕駛員”弄錯方向，把飛機飛到廣東潮州去了！

毛澤東選擇東進，選擇了張貞的“豆腐軍”為攻擊目標，充分顯示出他的聰明——專揀“豆腐”欺！

果真，紅一軍團跟張貞部隊在福建龍巖一接觸，首戰告捷，殲敵685名， 一下子就攻占了龍巖縣城。

接著，毛澤東確定下一步目標——攻取閩南重鎮、張貞老窩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寶山，張貞派了兩個旅固守。在毛澤東指揮下，林彪、聶榮臻率部兩天趕了150多里。4月19日，紅軍突襲天寶山，痛殲敵軍。張貞聞訊， 嚇得趕緊點燃城中彈藥庫，然后抱頭鼠竄，逃往廈門。這樣，翌日漳州便落入紅軍之手，這一仗俘敵1600多人，繳槍2300多支。

為新奇的收獲，要算是那兩架來不及飛走的偵察機落入了紅軍手中。這樣，紅軍算是有了空軍——雖然那飛機非常蹩腳。毛澤東特地去參觀了這兩架翅膀、機翼是油布做成的飛機。林彪和聶榮臻分別在飛機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來由一個紅軍駕駛員駕駛，飛到瑞金，曾使紅都為之轟動。

毛澤東住進漳州發電廠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衛員拿起臉盆去打水，到處找不著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臉。直至毛澤東領著警衛員到自來水龍頭前，擰開了龍頭，水嘩嘩流出，警衛員才大為驚訝，以致當臉盆里的水滿了的時候都不知道怎么關上龍頭——這些來自農村的紅軍戰士，還是頭一回進入這樣“闊氣”的城市！

毛澤東率紅一軍團東征，獲得了大勝，又一次表明，他的戰略目光確實高人一等。

經周恩來力爭，毛澤東恢復總政委要職

就在毛澤東東征節節勝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卻正對毛澤東進行著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臨時中央的權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第37、第38期合刊上發表。這是一篇社論，題目很長，也很“鮮明”，即《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此文寫于1932年4月4日，發表于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張聞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當時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著“左”的高調。人畢竟是人，不是神。張聞天走過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贊許的是，1990 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1 卷， 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論的原文，毫不躲躲閃閃、文過飾非。文末，編者還為此文加了一段說明：

這是張聞天30年代“左”傾錯誤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此文是繼續和發揮了九一八事變以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觀點的文件之一，張聞天本人整風中對此文也作過檢討。這篇文章的主要錯誤在于根據共產國際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系統地論述了當時中央“左”傾錯誤的綱領……

張聞天寫的社論，這樣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

很明顯，中央區的同志在這里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利用客觀上的順利環境去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他們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做符咒一樣地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做了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這種觀點，實際上同樣是對于反動統治的過分的估計所產生……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于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于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句話，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

張聞天此文，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也點名批評了“中央職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觀點”。“仲篪”是誰？劉少奇的化名！

緊接著，5月20日，通過發報機電鍵的“嗒嗒”聲，從上海傳來中共臨時中央一份長長的指示電。譯報員譯出電文時，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因為這份電報，點了毛澤東的名。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采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防御路線”，是“游擊主義”。電報指出，“澤東及其他純粹防御路線的擁護者” 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御力量，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夸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御路線”， 是“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

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1] 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讓黨和紅軍的干部認清毛澤東的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左”傾路線一邊去，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予以解決！

正在“隨軍行動”的毛澤東并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的這份電報，他仍忙于指揮作戰，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閩南的紅一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千里回師贛南。原因是得知廣東軍閥陳濟棠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意欲進犯贛南。紅一軍團回師之后，也就不再成為“東路軍”了。

6月17日，周恩來在汀州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作出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指示，關于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仍轄、第三、第五軍團。

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牽涉到一個敏感的問題：誰任總政委？

因為原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為朱德，總政委為毛澤東。這次恢復建制， 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照理， 應當也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朱毛紅軍”名震中國，便是因為朱是總司令，毛是總政委。

可是，中共臨時中央5月20日的電報，使中共蘇區中央局不敢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復建制時，不設總政委！

毛澤東依然被安排在軍團“隨軍行動”！

紅軍歷來強調黨的領導，紅一方面軍怎可不設總政委呢？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提議周恩來任總政委，為周恩來謝絕。周恩來深知，如果由他出任總政委， 那就過分使毛澤東難堪，所以不如不設總政委。

7月中旬，周恩來趕赴前線，設在后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任代理書記（許多中共黨史著作稱代理書記為項英，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稱代理書記為任弼時）。實際上，由于毛澤東“隨軍行動”，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項英主持。項英也參與后方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

7月21日，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的周恩來，到達位于贛州之南的信豐縣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談中，在跟毛澤東交談中，都發覺毛澤東以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很不方便。

這樣，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這就是說，紅一方面軍的“作戰指揮權”屬朱德、毛澤東，“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朱德，而“行動方針決定權”則屬周恩來。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復電，不同意這一建議，仍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為此，周恩來于7月29日，又以他個人名義去函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經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于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于是，中革軍委于8月8日發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志已到軍工作，我方面軍全體戰士，今后應堅決在朱總司令與毛總政治委員領導之下，一致為發展革命戰爭，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幾省的首先勝利而努力。仰我全體戰士一體知照。

中革軍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懷

就這樣，毛澤東終于恢復了他在贛南會議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與此同時，“軍事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1927-1945年的毛澤東和中國) 作者簡介

葉永烈，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上海文史館館員，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溫州。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1歲起發表詩作，19歲寫出本書，20歲時成為《十萬個為什么》主要作者，21歲寫出《小靈通漫游未來》。

主要著作為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展現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誕生的紅色歷程，以及《“四人幫”興亡》《鄧小平改變中國》《他影響了中國：陳云》《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錢學森》《陳伯達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