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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184378
- 條形碼：9787532184378 ; 978-7-5321-8437-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本書特色
禮儀是禮的形式，禮義則是禮的本質。 所有禮儀活動或者禮儀程序的背后，都蘊含有特定的道德認同、價值導向、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這是禮義。禮義是所有禮儀形式的內在規定，禮儀尊重并體現著禮義的原則和精神。
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內容簡介
本書對中國的禮儀制度及其精神進行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對禮的形成、制度的建構、禮的內在要求、禮對社會風俗的影響做了系統的解說，對禮對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社會共識和價值認同的作用進行全面闡釋，使讀者明白中國人數千年來內在的精神追求、理想人格，并解讀了流傳至今的老話、格言和諺語中蘊含的行為規范、心性修養、傳統美德。讀之有趣，覽之有益，品之有味。
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目錄
引言
**輯 禮義
禮的形成
禮的結構
禮義為本
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
禮以樂合
禮樂教化
第二輯 禮儀
禮有五經
禮始于冠
禮本諸婚
重于喪葬
尊于朝聘
和于鄉射
軍征之禮
第三輯 禮制
禮制
禮器
禮數
禮容
禮服
禮物
禮俗
禮制建筑
第四輯 禮度
禮度
制禮
禮崩
作樂
樂壞
禮不下庶人
禮下庶人
因俗為制
移風易俗
禮法合治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節選
禮的形成 從字形來看，禮的繁體字是“禮”。“礻”表明其與祭祀有關，“豊”為禮器，“禮”字的本義是擊鼓獻玉，敬奉神靈。《說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認為禮形成于侍奉鬼神、以求福報的活動。 《尚書·皋陶謨》追述了堯舜時期建構禮制的過程：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偽孔傳的解釋是：“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敕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尚書正義》卷四《皋陶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其中的“五常”，偽孔傳認為指仁、義、禮、智、信。其實，堯舜時尚未形成明確的五倫觀念，五常應該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基本社會關系。確認了這些基本社會關系，才會形成尊卑親疏的觀念。依據社會關系來確定地位，才可能將貴族分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級，再形成吉、兇、賓、軍、嘉五禮，用禮儀制度來正諸侯，治萬民，就形成了早期中國的基本秩序。 以五禮作為社會的基本秩序，所有的社會成員就明確了在特定時間、特定場景、特定條件下，應該如何行事。特別是“五服五章”制度，規定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服飾器物，隨時提醒其銘記自己的身份，采用合宜的行為去做事，由此形成了秩序分明、等差清晰的禮制。禮儀活動維系著社會事務的運行，禮儀制度落實于個人行為，二者相輔相成，構成了*初的禮儀制度。 夏、商、周三代之禮繼續發展演變，并日漸完善。《禮記·表記》中言：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夏人普遍認為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取決于天命。有統治繼承權的是部落領袖，沒有繼承權的是普通百姓，似乎任何人生來便已經命定。因此，夏人尤其敬重居于支配地位的鬼神。大禹作為*高的神職人員，統率其他部落領袖，降丘宅土，建立土地祭祀體系。 曹勝高：《降丘宅土、敷下土方與九丘觀念的形成》，《山西師大學報》，2019年第5期。以祭祀權的分配來象征統治權的獲得，建構了神權與王權合一的運行秩序。 商朝更加尊神，篤信天命由神賦予的觀念，以求獲得更多的護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禮記正義》卷五十四《表記》，《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5頁。 商人相信天地之間有神秘的力量，能夠支配自然、社會與個人。人臣服于鬼神之下，社會秩序要服從于祭祀秩序，商朝由此建構了復雜的祭祀之禮。殷商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禮器，多用于禮神。甲骨文記載著商王幾乎無事不占，時時刻刻向鬼神卜問吉兇禍福。從考古材料來看，商人的祭祀之禮不僅有詳細的程序安排，所用器物也有嚴格的規定，形成了細密復雜的禮制。 周朝在夏商重祭祀的基礎上，更加強化了人與人的交往秩序：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禮記正義》卷五十四《表記》，《十三經注疏》本，第1486頁。 周人的“尊禮”，更尊重禮的原則和制度。夏商之禮重視天人秩序、人神秩序，周人將禮用于人人秩序，制定了更多的人際交往之禮，注重以禮來約束人的行為。周人也尊重鬼神，但采用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平時不談論鬼神，祭祀時則虔誠以對。相對于夏商淫祀自然之神，周人更注重祭祀先祖。周人認為，周族之所以能夠得天下，正在于文王的仁德和善治，由此強化先王之德。周禮中體現的“近人而忠”“賞罰用爵列”，正表明周人試圖用禮來確立道德原則，強化社會秩序。 由此，我們就可以來思考祭祀制度如何轉化為道德認同，又如何借助道德認同形成群體共識，將之轉化為公共秩序和行為準則，*終確立了社會通行的行為規范。 首先，通過儀式化的祭祀活動，可以引導百姓形成情感認同。孔子言：“齊戒以事鬼神，ZE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禮記正義》卷五十四《表記》，《十三經注疏》本，第1470頁。祭祀鬼神之前，要進行齋戒。借助嚴謹的齋戒儀式，讓參與者意識到祭祀活動的莊嚴。儀式感會促成大范圍的情感認同，如祭祀先祖的懷念、感恩、莊重的情感體驗，會強化恭敬、誠實、認真等情感認同。在現代社會中，重大典禮前的彩排，也是強化參與者的情感體驗，以形成特定的情感共鳴。 其次，情感認同被反復強化，就會形成道德認同。孔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朱熹：《論語集注》卷二《八佾》，《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4頁。認為在參與祭祀之禮時，仿佛神靈就在面前，這就將祭祀時的“敬”轉化為敬重、尊敬等道德認知，體現于祭祀的各個環節中。早期中國祭祀活動的普及，引導大量的參與者持續形成群體認同。在祭祀場合中，每個人都應該體現出與他人相通的情感，體現出相應的道德要求。孔子就是這一實踐的典范：“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朱熹：《論語集注》卷五《鄉黨》，第121頁。大儺是每年臘月舉行的驅鬼儀式，孔子即便在旁觀儺祭，也會穿上禮服，以示尊重鬼神，表明他與鄉人同樣莊重肅穆，有著敬重虔誠的道德認同。 再次，道德認同會促成群體共識。群體共識不僅可以作為社會規則，而且可以作為個人的行為方式。孔子言孝：“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論語集注》卷一《為政》，第55頁。父母在世時依禮侍奉，父母去世后依禮來安葬并遵禮祭祀。孝是普遍的情感認同，也是當時的道德共識，其作為社會的通用規則，轉化為日常行為，就成為禮的形式。侍奉、安葬和祭祀中所體現的禮義是孝，具體的禮儀、禮器、禮容、禮節則是禮的形式。 周朝借助了道德認同來確定禮義，形成禮制，建構起運行順暢的社會秩序。《周禮》載大宗伯掌管五禮，以祭天、享祖、祀地確立祭祀秩序，協調天人關系。周禮制定了各種儀式，形成等級差別序列，約束社會行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用的禮器均有明確規定，祭祀時所用祭品的數量、規模、形態、質地等各有不同，建構了詳細的禮制體系。由此來看，禮的形成，是通過特定的儀式來強化情感認同，轉化為道德共識，確定共同的行為法則，確立為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公共秩序。 禮是早期中國祭祀活動、社會秩序和行為方式的累積、整合與發展，是社會秩序不斷完善的結果。《論語·為政》記載了孔子與子張的對話，其中談到了夏、商、周之禮的因革關系。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認為殷禮來自于夏禮，周禮來自于殷禮，夏、商、周之禮在傳承中皆有損益。損是減損，益是增加，有些減損有些增益，三代之禮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三代調整的只是禮的形式，如禮儀、禮制、禮器等，一以貫之的原則和精神則是禮義。如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都舉行祭天之禮，其祭祀的地點、形式不同，但祭天之禮所體現的禮義卻是一致的，期望風調雨順，保佑天命永久，實現物阜年豐。因此，孔子意識到禮中一以貫之的原則和精神則百代不移。 周朝時，夏、商之禮之所以存在于杞、宋兩國，是因為周有“存二代之后”的制度。二代為夏朝和商朝。周朝為了強調自己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就必須承認上天曾經授命于夏、商。大禹有治水之功，商湯伐夏桀而立商，上天曾授命給二人分別建立夏、商。周朝若否認天命存在，就無法證明文王受命的合法性；若周朝承認天命，就必須承認夏、商曾受命的合理性。周立國后，將夏遺民封在杞，商遺民封在宋，允許他們用天子之禮來祭祀受命之王，杞、宋分別保留了夏、商的祭祖之禮。周王室舉行大朝會、大祭祀等盛大典禮，常邀請杞公、宋公作為賓客前來助祭。 在《論語·八佾》中，孔子談到了禮曾發生過多次變化，禮義卻始終貫穿其中：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孔子認為，夏、商二代的禮義可以說明。作為夏人后裔的杞人、作為商人后裔的宋人，所保留的禮儀、禮制等諸多細節，卻不能詳細考察。這就印證了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續著禮的原則和精神，其所損益的不過是禮的外在形式。形式一旦丟失，難以追尋；但有了禮義，還可以設計出更多的形式。 總的說來，禮是經歷了漫長歷史進程所確定的秩序原則和行為規則。作為原則和規則，禮是抽象的道德認同和價值判斷。作為明確的秩序和行為，禮體現于每個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中。這就決定了禮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將原則和規則轉化為可行的行為規范，施用于公共秩序。《中庸》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朱熹：《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第36頁。 禮用于調整社會秩序，既要賡續傳統，又要在不同時代進行調整。歷朝歷代不斷制禮作樂，正是不斷調整禮樂的形式，使之符合世道人心，以此維持公認的道德認同。將這些道德認同作為禮義，可以對禮的形式進行調整。因此，制禮作樂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內涵清晰的禮義，充分體現情感認同、道德共識，形成*為廣泛的社會認同。二是要有足夠的權威來制作與禮義相符的禮儀、禮制，才能確立足以為社會所接受的行為規范，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秩序。 禮調整社會秩序的方式有二。一是根據時間、空間進行調整，使社會秩序合乎生產生活的要求：“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周禮注疏》卷十八《大宗伯》，《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480頁。生產生活合乎天地運行秩序，制禮作樂也要合乎自然規律。比如升降國旗，常在太陽出地平線時把國旗升起來，在太陽降落到地平線時把國旗降下去，這是遵照天時。南方炎熱、北方寒冷，民居、服飾、器物便有所不同，這是合乎地理。軍隊平時、戰時的服飾不同，禮節也不一樣，這是根據具體情況的變通。二是根據文明發展要求對禮進行損益。早期中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物產不足，對不同身份、地位者使用的禮器有詳細的規定，以此確定分配秩序，維持階層穩定。隨著生產的發展，有些繁瑣的規定就被淡化；隨著文明的提升，有些祭祀之禮就被廢弛。 禮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文明成果。中華民族形成了高度的道德認同，按照這些道德認同建構社會秩序，每一個人就能以恰當的行為方式、言談舉止、容貌儀態、心性修為來待人接物，體恤他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處境，尊重他人的選擇，形成了文明而理性的公共秩序。
禮義之邦(中國禮樂文化叢書) 作者簡介
曹勝高，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云山杰出學者，中文學院教授，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執行院長。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專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著有《中國文學的代際》《國學通論》《國學導論》《中國的修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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