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本書特色

Q：本書提出了一種怎樣的歷史變遷理論？ A：我的歷史變遷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競爭與競爭結果的制度化的辨證互動是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這一理論基于兩個前提：首先，人類有著強烈的為了主導權而發生競爭和沖突的傾向，無論競爭的主體是個人還是集體；其次，人類競爭的手段可能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也可能是其中幾種的組合，抑或是它們的全部。 經濟權力源自人類對增強他們獲取、改造、分配與消費自然物的能力之欲求； 軍事權力源自人類的地域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組織性防衛的需要； 意識形態權力源自人類為其生活與行動的意義和正當性進行申辯和標榜的需要； 政治權力源自人類的社會屬性，以及為了確保統治與合作而形成集中強制性規則的需要。 由這四種社會權力資源所構成的各種格局，不僅差異化地型塑了不同的人類競爭結構，而且也致使不同的社會機制占據主導地位，并導致不同的歷史變遷型態。 Q：中國為何且如何由秦統一并發展出官僚制帝國？ A：東周末期，推崇絕對國家權力和把國家暴力合法化的法家思想成了盛行的政治哲學；軍隊被牢牢掌控在國家手中；商人無法將其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自公元前5世紀末，戰爭需求、法家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這三個因素的相互協同作用主導了社會與歷史的發展：殘酷的戰爭有利于促使國家在其組織和行動中變得更加工具理性化；法家所強制推行的戰時法令，增強了國家駕馭貴族以及強奪豪取民間資源的能力；那些更有能力踐行工具理性原則，更徹底地推行法家之“法制”的國家便更有可能在激烈的諸侯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正是這逐步坐大的國家權力，連同其他一些條件共同襄助了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的霸業。 Q：早在西漢時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結構何以展現了如此強的韌性，能夠長盛不衰綿延至19世紀？ A：西漢初期的統治者從秦朝速朽中吸取了經驗教訓，為中國造就了一種四種權力之間具有高度穩定關系的結晶——“儒法國家”，即將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融為一體、軍事力量受到強烈控制、經濟力量被邊緣化的統治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一方面，皇室遵奉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皇權自身也受到儒家文官系統的制約；但另一方面，體制內外的儒生都支持皇權統治，并為國家提供了擇優選拔官員的來源，在被揀選成為各級官吏后，他們既用儒家道德，又用法家的法制和統治技術管理著整個國家。皇權與儒生之間的這種共生關系孕育了一個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來說是非常強大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如此富有彈性和適應性，以至于歷經無數挑戰它還能頑強地存續下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 本書附八位全球頂級學者的書評，他們各自從歷史社會學、經濟史學、國際關系等研究視角出發展開討論，趙鼎新亦撰文予以回應。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金世杰（Jack A.Goldstone）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約翰??霍爾（John Hall）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喬納森??赫恩（Jonathan Hearn）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 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校區社會學系教授 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系教授 威廉??休厄爾（William Sewell）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國斌（R. Bin Wong）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