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經濟學名著譯叢 節選

　　同時，這種做法也有它的缺點。受到這類束縛的觀念排置法，雖然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動性，但很容易同等程度地失去其效能。工人—無產階級這一對，即使是個有點平凡的例子，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對人們服務的一切報酬都帶有工資的性質，而不管這些人是**流律師、電影明星、公司總經理或環衛工人。因為從所牽涉的經濟現象的觀點看，這一切報酬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這種歸納不是無用的或沒有思想的。與此相反，它是有啟發作用的，即使對于事物的社會學方面也是如此。但由于把勞動和無產階級等同起來，我們把它弄模糊了。實際上，我們把它從我們的畫面上完全排擠出去了。同樣地，一個有價值的經濟理論可以被它的社會學變形弄得錯誤百出而不是更有豐富的意義；反過來說也是這樣。這樣，在更壞的經濟學和更壞的社會學中，很容易發生一般的綜合特別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做出的綜合。　　一般的綜合，即把各種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協調起來，是極少人能夠勝任處理的困難事情。結果是一般人根本不去動它。于是從那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研究者那里，我們聽到對于森林不滿意的叫囂。但是他們不能理解到，這種困難部分在于材料多得令人為難，而且綜合的森林可能看著極像知識的集中營。　　按馬克思主義路線做出的綜合，即抱著使各種事物都服從于一個目的的看法把經濟學的和社會學的分析協調起來，當然特別容易像是知識的集中營。目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論證——是十分廣闊的，但分析結構卻不如此。雖然有了政治事實和經濟理論的密切結合，但它們是被強力撮合在一起的，其中沒有一個能夠呼吸。馬克思主義者宣稱，他們的體系解決了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不能解決的一切重大問題。解決倒是解決了，但只是由于把問題閹割了。這一點需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　　我剛剛說過，馬克思的綜合包括一切諸如戰爭、革命、立法變遷之類的歷史事實，以及一切諸如財產、契約關系、政府形式之類的社會制度；這些東西是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習慣于視為干擾因素或視為論據的，也就是說，他們不打算解釋它們，而只是分析它們的運行方式和結果。為了規定任何科研方案的對象和范圍，這些因素和論據當然是必需的。如果它們不總是被明白地表明出來，那只是因為預計到每個人都知道它們是什么。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特點是，把這些歷史事實和社會制度本身歸入經濟分析的解釋過程之中，或者用術語說，它把它們不當作已知的數據而當作變數。　　這樣，拿破侖戰爭、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國內戰爭、1914年的世界大戰、法國的福隆德黨人、法國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國的自由貿易、整個勞工運動及其任何個別活動、殖民擴張、制度變革、每個時期和每個國家里的政黨政策和國家政策——這一切都進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領域里，而這一經濟學是要依據階級斗爭、企圖剝削或反對剝削、積累和資本結構的質的變化、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的變動來尋找理論說明的。經濟學家不能再滿意于對技術問題提供技術答案，而是要教給人類以人類斗爭的隱秘意義。“政治”不再是研究基本問題時可以和必須抽出去的獨立因素，并且當它加入時，也不再是可以根據人們的好惡，或者扮演一個當工程師轉過身時就惡作劇地瞎擺弄機器的頑皮孩子的角色，或者由于被尊敬地稱為“政治家”的一種可疑哺乳動物的神奇智慧而扮演意外救星的角色。不——政治本身是由經濟過程的結構和情況所決定的，它和任何買進或賣出一樣，在經濟理論的范圍之內，完全變成各種影響的一種導體。　　再說一次，沒有任何東西，比正是為我們做了這件事情的一個綜合體所發揮的魅力，更容易理解的了。對于青年人和上帝似乎使他們青春常在的新聞界里的那些知識公民來說，它是特別易于理解的。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好機會，希望這樣或那樣地把世界拯救出來，厭惡單調得無法形容的教科書，在感情上和知識上都得不到滿足，又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一個綜合，于是就在馬克思那里找到了他們所渴望的東西。那里有打開一切極端奧秘的鑰匙，有大事小事都能指揮的魔棒。他們正在瞧著一個同時是——如果我可以暫時陷入黑格爾主義的話——*一般又*具體的圖解。他們在人生的大事方面不必再感覺毫無辦法——他們一下子看穿了那些對于一切什么都不懂的政治上和商業上傲慢的傀儡。考慮一些其他可取之道，誰能責備他們呢？　　是的，誠然如此——但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綜合的這一貢獻是什么呢？我感到懷疑。描述英國過渡到自由貿易或英國工廠立法的早期成就的那些平凡的經濟學家，過去不會，現在也不會忘記提到產生這些政策的英國經濟的結構情況。如果他在關于純粹理論的著作里不提到這些情況，那只會使分析更簡潔、更有效。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補充的東西只是堅持原則，和用以補充原則的一個特殊狹隘和牽強附會的理論。這一理論毫無疑問提供了一些結論，而且是一些十分簡單和確定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