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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史新論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101154221
- 條形碼：9787101154221 ; 978-7-101-15422-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印刷史新論 本書特色
★內(nèi)容全面。本書以印刷術(shù)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為主線，肌理分明地勾勒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及鉛印、石印、油印等的應用及其對文化發(fā)展的推動，又尤其詳于活字印刷。從印刷術(shù)起源到近現(xiàn)代印刷和出版文化，貫通了整個中國印刷史。 ★方法創(chuàng)新。本書開中國印刷史研究新風，既關(guān)注書籍實物，注重對印刷過程中物質(zhì)載體的研究；又強調(diào)通過語言學進行的詞義考辨，對于與實物技術(shù)特征不符或沒有實物可以對照的文獻記載，確定詞語的真實含義。 ★新見迭出。我國雕版印刷*早起源于初唐嗎？為什么說“銅版”一詞義同“監(jiān)本”？如何鑒定木質(zhì)、泥質(zhì)和金屬材質(zhì)的活字印本并分析判斷其制字排版過程？清末為何涌現(xiàn)出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鉛印本的反常現(xiàn)象？傳統(tǒng)活字印刷為何未能取代雕版？對于中國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本書在堅實的實證基礎(chǔ)上，得出許多與過去不同的新論。 ★圖文并茂。本書配有一百三十余幅圖片，其中不乏作者私藏的珍貴古籍書影，幫助大家理解印刷過程中的細微現(xiàn)象，圖文互證，古色古香。
中國印刷史新論 內(nèi)容簡介
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獻引述、版面鑒定、科學檢測以外，還應加上通過語言學進行的詞義考辨。這樣，由多種方法得到的多重證據(jù)，可以架起實證之橋，引導我們跨越語言陷阱和視野盲區(qū)，接近和還原歷史真相。 《中國印刷史新論》綜合運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國印刷史上在學界進行過激烈討論或已形成“定論”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難問題，如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屬活字的制版工藝、特殊材質(zhì)印版的鑒定與辨訛、中西印刷技術(shù)的競爭與交替等，得出了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新論。
中國印刷史新論 目錄
前言 用實證研究跨越語言陷阱和視野盲區(qū)
印刷源流篇
法藏的譬喻：因襲故典還是自出機杼？
唐宋的“印紙”與印信
談銅版
再談“銅版”一詞義同“監(jiān)本”
古鈔三題
從影印本看元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注解》的印刷方式
鉛字在1873
清末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鉛印本現(xiàn)象
一張“檄文”背后的技術(shù)競爭
中國早期油印與《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圖畫科范本》
從技術(shù)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活字印刷篇
從排印工藝特征談活字本鑒定中的幾個疑難問題
運用雕痕特征鑒定金屬活字本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印刷研究
清康熙內(nèi)府銅活字鑄造初探
《題奏事件》不是蠟版印刷品——兼談“清代使用蠟版印刷”說法依據(jù)不足
為李瑤“泥活字印書”算幾筆賬
錫活字印本《陳同甫集》與歷史上的錫版印刷
從文獻角度看羅振玉舊藏銅活字
木活字印刷在清末的一次全國性應用——兼談活字印刷在傳統(tǒng)印刷體系內(nèi)的地位與作用
傳統(tǒng)活字印刷為何未能取代雕版？——以出版者取舍理由為觀察點
版印文化篇
徐志定與呂撫的時空交集
—附論中國印刷史上的泰山磁版
七寶轉(zhuǎn)輪藏主人李瑤雜考
油印與“眾籌”——《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出版中的兩個創(chuàng)舉
嚴復的版權(quán)保衛(wèi)戰(zhàn)
李光明莊公案真相
葉德輝致孫毓修的一封信
“連四紙”箋釋
“錐書”雜談
過朱與釘朱
十三行外銷畫中的印刷景物
附錄：中國中醫(yī)科學院圖書館藏《本草綱目》金陵版考察紀要
圖片目錄
主題索引
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印刷史新論 節(jié)選
從技術(shù)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印刷史是一門技術(shù)史，研究的是古代印刷技術(shù)的興廢變革，因此它的研究對象和論證依據(jù)，按重要性排列，首先應是印刷工具，其次是技術(shù)說明，再次是印成品實物，*后是未涉及工藝的文獻記載。 先舉一個例子。清乾隆時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先用木活字排印文字，然后用木雕版套印行格，獨具特色。我們在研究這種技術(shù)時，如果有木活字和行格雕版等印刷工具，只要操作一下這些工具，就能比較準確地知道它的技術(shù)特點和工藝流程。武英殿聚珍版的印刷工具未能保留到今天，好在當時負責此事的金簡寫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詳細記載了聚珍版從制版到刷印的全過程。看過這本書，我們也可以了解基本技術(shù)情況。 假設(sh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失傳了，但聚珍版書傳本不少，我們通過分析書的版面特征，也可反推其印刷技術(shù)，如看到文字排列不齊、墨色濃淡不一，會想到這是活字印本；看到行格與文字疊壓，會想到這是套印本等等，雖然不足以了解全部技術(shù)，但也能得其大概。 這些書的目錄卷端都印著“武英殿聚珍版”字樣，構(gòu)成文獻記載。不過單憑這幾個字去研究武英殿的技術(shù)，恐怕就難以深入了。因為“聚珍版”這個比喻性的名詞，并不能提供多少技術(shù)信息，而且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有多個翻刻本，卷端也照樣刻著這幾個字。假如有人僅憑書中的“武英殿聚珍版”記載去研究，拿到的恰好又是翻刻本，他說不定會得出“聚珍版”就是“木雕版”的結(jié)論，那真叫南轅北轍了。 除去翻刻造成的內(nèi)容失真，古漢語喜歡用美稱、成語來指代事物，也會導致內(nèi)容失真。再舉兩個例子。 一是北宋初年，朝廷組織校勘儒家經(jīng)典，并由國子監(jiān)刊刻，頒行天下，這就是北宋監(jiān)本。擔任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的李直參加了這項工作，時人楊億在寫給他的信中贊揚此事說：“正石經(jīng)之訛舛，鏤金版以流傳。”如果僅從“鏤金版”字面看，我國在宋初的咸平、景德間（998—1007）就有了印刷大套書的金屬雕版，但實際上北宋監(jiān)本用木版印刷，這是非常明確的。楊億所說的“鏤金版”云云，只是對雕版的美言，頌揚朝廷刻書的高貴和完美。 二是清道光年間，福建人林春祺鑄造四十萬枚銅活字，印刷了顧炎武《音學五書》等幾部書。林春祺為此作《銅版敘》，內(nèi)稱“歲乙酉捐資興工鐫刊”，《詩本音》卷末又印有“古閩三山林春祺怡齋捐鐫”字樣。從字面看，這四十萬枚銅活字都是鐫刻的，但這不符合銅難以雕刻而易于鑄造的特性，潘吉星先生已指出這一點，認為必是鑄造而非鐫刻。通過對這批銅活字印書的觀察，可以確定同一個字均出自同一個模子，確實是鑄造的字。林春祺所謂“鐫刊”，只是借用了雕版時代的一個常用名詞，而非對他的銅活字制作技術(shù)的真實記錄。 舉出上面的例子是想說明，在中國乃至東亞歷史上，產(chǎn)生過多種印刷技術(shù)，但印刷工具、技術(shù)說明保留下來的不多，甚至很多技術(shù)連印成品都未流傳下來。印刷史研究更多地依賴文獻記載，而文獻記載往往又很疏略，甚至有歧義，會對研究產(chǎn)生誤導，在使用的時候務必要加一分小心。研究印刷史，在引用文獻時，應盡可能結(jié)合實物和其他資料，辨析詞義后再加使用，即使這些文獻材料來自實物本身。 中國印刷史中有一些聚訟紛紜的問題，往往是因為對語焉不詳?shù)氖妨辖庾x不同造成的，如五代“銅版《九經(jīng)》”、明代“活字銅版”等。而在更大范圍內(nèi)的印刷史研究中，也有偏重文字資料、忽視實物資料的傾向，如在“中韓印刷術(shù)起源之爭”中常被提起的兩部書，就存在過于看重書證、對實物研究不足的問題，這些不足也造成研究結(jié)果的不可盡信。 標榜“銅版”的書與“銅雕版” 在存世古書中，有一些喜歡在封面等位置標明“銅版”字樣。略舉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數(shù)種為例： 《五經(jīng)揭要》，封面題“銅板五經(jīng)揭要”，館藏目錄著錄為“清光緒二年寶善堂刻本”。 《書經(jīng)》，封面題“銅板書經(jīng)”，目錄著錄為“清光緒七年刻本”。 《四書述要》，封面題“聚秀堂銅板四書述要”，目錄著錄為“清乾隆間刻本”。 《新訂四書補注備旨》，封面題“銅板四書補注附考備旨”，目錄著錄為“清刻本”。 《中庸》，書簽題“銅版中庸集注”，目錄著錄為“民國間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 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這些書多是科舉考試用書，盡管封面、書簽等處標明“銅版”，但編目人員仍將其版本定為刻本或石印本，而非銅版印本。這說明在專業(yè)人士眼中，所謂“銅版”只是一種修辭，并非表示書籍的實際印刷方式。 在民間，如各古舊書買賣場合，這類標榜“銅版”的書也很常見，內(nèi)容也多為科舉用書。同樣，具有一定版本鑒定能力的人，也不會認為這些書是用銅版印刷的，因為它們的版面特征與刻本或石印本并無二致。 清代有使用西方技術(shù)制作的腐蝕銅版，用來印制畫冊等，但與中國傳統(tǒng)出版印刷業(yè)所說的銅版沒有關(guān)系，故下文的討論不包括這類銅版。 對木雕版來說，與“可能的銅雕版”相互區(qū)分的特征，除了印本的墨色和木紋、刀痕印跡，*有說服力的應是斷版印跡。木版版面會順著木紋或木料接縫斷裂，而且往往從橫列的文字中穿過。由于木版雙面雕刻，這種斷版會影響相鄰兩葉。銅雕版不易斷裂，即使斷裂，其斷處應在被削弱的無字處，而不是加厚的文字處。石印是近代西方平版印刷技術(shù)，與屬于凸版印刷的“銅版”有本質(zhì)區(qū)別，其印本更容易區(qū)別，在此不贅。 這類書被證實不是銅雕版或鑄版所印，實際上說明一個道理：至少在清代，在科舉用書市場，銅版印本并不存在。 制作銅印版的方法，無非鑄造和刻制。上述“銅版《五經(jīng)》”“銅版《四書》”，均為高頭講章，字小行密。如“聚秀堂銅板四書述要”，小字23行52字，全葉刻滿近二千四百字。以當時的銅加工技術(shù)、出版業(yè)投入產(chǎn)出情況及社會環(huán)境，不可能造出銅版來印這類書。 從鑄造角度說，書版文字既多又小，將縱橫交錯的筆劃看作圖案，其復雜程度超出古今所有銅器。以清代民間鑄銅技術(shù)而言，人們無法保證銅液流入書版范型的所有角落、填滿每一道筆劃而又不產(chǎn)生流銅、氣孔，得到所有文字均完整清晰足堪印刷的大套書版。其實官方技術(shù)也做不到。參觀故宮、頤和園時，細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宮殿前擺設(shè)的銅獸身上斑斑點點，盡是修補痕跡，反映出當時鑄銅技術(shù)的局限。這還是素面而非文字。鑄錢業(yè)掌握著歷代*高鑄銅技術(shù)，錢文僅四個大字，鑄造時也會出現(xiàn)大量殘次品。 宋代以來鑄造銅版印刷紙鈔，是否能說明可鑄造銅版來印書呢？理論上沒問題，實際中做不到。鈔版字大、圖案簡單，只有一塊版，而且國家行為不計工本，可以大量復制，從眾多鑄件中選出合格的印版。印書相反，需要鑄造內(nèi)容不同的多塊印版組成一套書版，且文多字密。每塊書版的鑄造瑕疵不必多，兩千字中只要有1%的文字殘缺，鑄成的版就全然成為廢銅。失蠟法鑄造遇到這種情況，需要重新制模，當然毫無可能；翻砂法鑄造，倒是可以利用木模重鑄，但模子刻完，已是能夠直接印刷的雕版，還有什么必要去翻鑄很難成功的銅版呢？而且翻砂鑄造精度低，更難鑄出合格的銅書版。 再看刻制。與篆刻家刻印可以精雕細鑿不同，刻書版屬于手工業(yè)生產(chǎn)，要求高效率低成本；銅版難以修改，又要求高質(zhì)量少差錯。不能想象以當時的工具條件，能短時間在一塊銅版上刻出兩千多個筆劃細小繁復的陽文銅字。*難的工作，應是在既不損壞筆劃、又保持版面平整的情況下，剔掉筆劃圍合區(qū)的余銅。保留的是“線”，剔除的是“面”，要去掉這些堅硬而根深蒂固的“多余物”，如果使用刀鑿，需要手和眼在極小空間內(nèi)精細配合，稍有差池，就會傷及文字，前功盡棄。而且當時供大規(guī)模生產(chǎn)所用的銅料是黃銅和青銅，其硬度是難以用刀雕刻的。因此用雕刻方法也難制作銅版。 清代檔案曾記載武英殿刻銅字人的工價為每字白銀二分五厘。不知這些人所刻為何物。假設(shè)他們能刻細小的陽文，按此工價，聚秀堂刻一葉銅版，僅工錢就需要六十兩，刻完全書，堪稱天價，這還沒算上昂貴的銅價。標榜“銅版”的科舉用書都是市場上的低端出版物，講究薄利多銷，從商業(yè)角度看，用如此成本刻版印書，斷無可能。更何況清代還是屢申銅禁的朝代，民間大量用銅屬于違禁行為。 既然從版面特征、從物理人情的各個角度看，清代以來標明“銅版”的書都不是也不會是真正的銅版印本，那么這類“銅版”就不是技術(shù)問題，而是語言問題。如何理解？下文再說。
中國印刷史新論 作者簡介
艾俊川，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現(xiàn)為《金融時報》編輯、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古籍保護協(xié)會古籍鑒定專業(yè)委員會委員。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印刷史、貨幣金融史、文獻學和近世人物掌故，著有《文中象外》（2012）、《且居且讀》（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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