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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4002
- 條形碼：9787559844002 ; 978-7-5598-4400-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本書特色
他是中國文藝學泰斗 也是莫言、余華的老師，被稱為一代文壇教父 但他首先是他，一個“樸”到極致的人 童慶炳的一生， 映照的是他所經歷時代的歷史，一部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他出身于貧寒，但有一位偉大的祖母 童先生是苦孩子出身，家里窮到他從小的理想是每天能讓七口之家有五斤米下鍋。而為了支持自己的孫子近乎奢侈的讀書夢，祖母不惜拿出積攢了一輩子的棺材錢來給他交學費。更重要的是，她向他的生命注入的善良，讓他對意識形態的狂熱免疫，在政治正確卷席一切的時候能守住人性的尺度。 ■當歷史走起彎路，他拒絕著歷史的道 底層者特有的強烈上進心，讓童先生得以從山區來到北京，但他并不盲目地追求進步。于是近乎奇跡的是，他不僅從未在運動和斗爭中整過人，保持了人格的清白，還繞過時代去到國外，為自己贏得暗地里讀書的時光。這里面有運氣的成分，但更主要是因為他在關鍵時刻作出的兩次關鍵抉擇。 ■他首先是大師們的學生，其次才是泰斗 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圍中，童先生依然維持著對老師的古老的尊崇和感恩，不僅盡可能地保護他們，更從他們的身上汲取營養，獲得做學問和做人的啟示。正是靠著這種擅長當學生的能力，他才能為自己打下深厚的基礎，不斷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幾乎靠一己之力為中國的文藝學理論奠基。 ■他還有一支小說家的筆，這讓他得以成為大師們的老師 童先生會讓人不禁聯想起大批評家喬治·斯坦納，雖然他的小說無法如學術那般給他帶來公眾聲譽，但它們可以表明童先生絕非所謂理論的生產者，而很少有學者像他這樣保持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正是憑借這樣的全面，他才不僅有一批理論家弟子，還有一些已經進入大師級的作家弟子，其中*有名的無疑是莫言。
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內容簡介
" 本書為童慶炳先生（1936—2015）的口述自傳，講述了他如何從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成為中國文藝學理論的泰斗。在童先生看來，這純屬“偶然”，不僅因為貧窮隨時可能剝奪他學習的權利，更因為在運動的二十世紀，能夠安心讀書的時光少之少數。而他之所以沒有被時代荒廢，除了因為他具有在受挫后用勤奮來報復自己的超強能力，更在于他的樸實，使得他的人性沒有被政治裹挾，有機會避開國內的漩渦，借著“偷來”的書來繼續自我的養成。 除了追述童年、革命年代和新時期的經歷，回顧思想和學問上的成長，坦露一生的困惑、疑沮、快樂與不快樂，童先生還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的妻子和老師（如黃藥眠、啟功等），生動地講述了自己與朋友（如季羨林、王蒙、汪曾祺等）以及學生（如莫言等）的交往。"
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目錄
1936—1944，童年
兒時的夢
挑柴的啟示
祖母
母親
柴路彎彎
1944—1955，上學記
四個銀元
不敢張揚我考上了
“龍巖”歲月
賴丹留給我的“文學誘惑”
北上求學路
1955—1958，求學北師大
初到北京
學蘇聯
圖書館
我所經歷的反右
“大躍進”中當廠長
我的老師們
1958—1963，初為人師
給黃藥眠先生做助教
我的**課
新婚
1963—1965，越南行
決定我命運的一篇論文
整黨試點
“品嘗”饑餓
越南初印象
我在越南的教和學
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
越南給了我變化
組建留學生辦公室
二龍路二號
越南留學生班停辦
1966—1976，兩次選擇
“文革”初見聞
“文革”找上門來
當起了逍遙派
選赴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印象
“偷”出來的學問
一件遺憾的事
懷念妮基
被懷疑為“五一六”分子
赴懷柔勞動
“九一三”事件
進入學校大批判組
“文革”結束
1978—1989，風雨兼程
四個工作重點
“審美特征論”與“審美溶解論”
1984年，我成了萬元戶
撰寫《生活之帆》
上課的感覺
當研究生院副院長
招收碩博研究生
教學相長的深刻體驗
攻關心理美學
真正的辯證思維而不是“深刻的片面性”
懷念一起讀書、寫書的日子
創辦“作家研究生班”
說不定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也會在這個教室產生
1990年代，走出低谷
1990年進入人生低谷
四大戰役之一：中西比較詩學研究
四大戰役之二：文學理論系列教程編寫
四大戰役之三：文學藝術與社會心理研究
四大戰役之四：文體學研究
文藝學研究基地成立
“童慶炳文學五說”
文化詩學
步入新世紀
編寫中央“馬工程”教材
災難和遺憾
2013年秋，*后一次訪談實錄
雜憶雜談
朋友四五人
雜談語文教育
哭曾恬
人生七十感言
附錄：追憶
六月的思念（文/程正民）
后 記
展開全部
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節選
但是，在這么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貧窮伴隨著我，而且時刻剝奪我學習的權利。現在想想，我能夠到北京來讀書，留在北師大，成為教授，現在還給我評了個資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氣蓬勃的學生們一起談論學問，純粹是偶然。因為從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讓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鍋。我們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黃不接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吃光了。這時候父母就要吵架，因為第二天沒有東西下鍋，連南瓜和番薯（白薯）也吃光了。 我大概三四歲時，有一次得了大病，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肺炎。當時發高燒，老是不退，咳嗽不止，眼看就不行了。祖母在我的床邊一直求，求祖宗、上天、各種菩薩，“求求你，我老了，你們讓我去，千萬不要讓我孫子去！”呼天搶地，這是我幼年*深刻的記憶之一。所以，從小我就知道，祖母對我的那種愛和親，我是永生難忘的。后來我每次回家，**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給祖母掃墓。 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有一個人留在上海的華東師范大學，我們另外三個又買了慢車票上北京。這慢車從上海出發，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這車是所有的小站都要停，農民種地挑著肥上來，下一站下車去施肥。 經過十五天的跋涉，我終于從福建西部小小的連城縣來到了北京城。到北師大之后，我母親擔心的那些問題都解決了。我報名之后，學校總務處說，只要寫個申請，要什么就給發，比如棉衣、絨衣——當時普遍還沒有毛衣，就穿絨衣，紅的綠的，各種顏色都有——一身的棉襖、棉褲、棉帽子。當時我正年輕，有這些就很滿足了。 關于1957 年的“反右”斗爭，大背景不講了，說說我們班和我是怎么參與的。我們先聽到的傳達文件，是給黨提意見， 和風細雨，要鳴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當時我在班里擔任團支部書記，這個角色非常重要，因為黨是要通過每個班的團支部來引導學生。在鳴放階段，我自己可以說六神無主，不知道怎么做，是響應黨的號召，召開鳴放會，讓同學們對黨提意見， 還是不開會，不讓同學們胡說，我隱隱感覺夸大其詞會犯錯誤。 為什么我當時會有這樣的覺悟？因為我們班有一個黨員，是個老大姐，1937年的老共產黨員，黨齡和我的年齡就差一歲，是當時我們班的調干生。她當時是我們年級黨小組的組長，我事事征求她的意見。就鳴放會的事，我問她開還是不開，她說不開。我說別的班都開了，就我們班不開，同學們都有意見，說我們對黨的整風消極怠工，我怎么應對這些質疑呢？她說你別理他們，**，絕對不主動開鳴放會；第二，要是班里哪個同學貼了什么大字報，你就去把它給撕了。我當時很年輕，才二十幾歲，根本沒有經驗，當時只是覺得這個老大姐很正派，后來才知道1955年評軍銜的時候就給她丈夫評了中將軍銜。她說不要開，我們就沒有開。凡是看到我們班同學寫的大字報，我就都給撕掉。 往事如煙，還是往事并不如煙，現在不同的人說法不同。我是同意往事并不如煙的。我的這種看法，不是隨便附和別人的意見，它源于時不時地會涌上心頭的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往事。 那時候大字報貼在哪兒呢？在西飯廳那。當時北飯廳西飯廳東飯廳連在一起，現在都成邱季端體育館的一部分了。從東飯廳出來到北飯廳有一處拐角，那里正好可以擋住風，大字報就都貼那里。那時候貼大字報，中文系是*積極的，特別是大三、大四那些高年級的，他們還有組織，叫“底層之聲”“苦藥社”等，甚至寫章回小說，揭露黨委書記如何跟女學生有曖昧關系，就這一類事情，搞得很熱鬧，我們每天都等著他們新的大字報。 當時我們天天圍在西飯廳那，那里又稱為棗樹林，現在僅剩四棵棗樹——我看這四棵也不一定能保住。棗樹林是我們辯論的地方，看完大字報進宿舍之前，就在那里辯論。有的人為了突出自己，搬個椅子，站在上面發表演說。我們都是聽眾。我們班里有幾個同學貼了大字報，甚至在《人民日報》6 月8 號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之后，對這社論不理解，還貼大字報， 但這些大字報我一一都給撕了。 就這樣，我們班在1957 年沒有一個人成為“右派”，因為我們的鳴放會是在《這是為什么？》發表之后開的。《這是為什么？》發表后老大姐對我說，鳴放會可以開了。我們開了三次， 大家不敢說一句話，提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們那時候一個年級四個班，唯獨我們一班沒有一個“右派”。 后來在總支檔案里，我看到我們全班都被劃歸一個等級， 叫中中。當時分為五等，即左派、中左、中中、中右、右派，到了右派就是敵我矛盾了，中右還不是。我們全班都在中中，這就是說我們的政治面貌不清，因為我們之前沒開鳴放會，沒有說話，沒有貼大字報。而別的班，像三班，出的右派是*多的， 抓了五個還是六個。后來大家回過神來才有體會，說我這個團支部書記當得真是太英明了，沒有開鳴放會，*后全明朗了才開。我說：“不是我英明，都是老大姐的主意呀。” 再往后就讓我們班去參加別的班批評右派的會議，每個右派都要被批判得死去活來。我不能理解：為什么昨天是同學， 今天就成為敵人了呢？很難講得通，怎么能這么做呢？于是采取一種消極的態度。當時上面已經給我們每個班派來輔導員了， 我們班的輔導員說：“你們要積極一點，這是政治斗爭。”我說：“我們不知道怎么做，昨天還是同學，今天怎么就成為敵人了呢？我們說不出來批判的話，不知道怎么開口。” 那位輔導員也是個年輕的老師，他告訴我，“如果這個右派說黨不民主，你只要反問他一下，‘難道我們黨是不民主的嗎’，這個你會不會說？”我連忙說這個會。我們就用這個套路，到二班、三班等各個班去，于是我們的批判就變成了各種重復加提問：“難道事情是這樣的嗎”“難道事情是那樣的嗎”，一路反問下來，只有這一招，從來沒有給別人扣過帽子。這也是那個老大姐教導我們的，不要那么激烈。 但是事情還沒了。當時劃右派是有指標的。我們班也分到了指標，指標怎么下達的，我作為基層黨員還了解不到，甚至連黨委的某些委員也了解不到，只有黨委書記、副書記和總支書記這幾個人了解。所以我們班*后也不能都是中中，要根據反右派斗爭的表現，分個五等。結果還是沒有劃出“右派”，大部分人是中中，個別的人被劃成中左，有三個人被劃成中右。這三個同學都是有人揭發，按照當時的政策，中右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只要承認錯誤，做個檢討，就過關了，依然可以畢業分配工作。
樸:童慶炳口述自傳 作者簡介
口述|童慶炳（1936—2015） 中國文藝學泰斗，被稱為中國文壇“教父”。 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畢淑敏等都曾經是他的學生。 整理|羅容海 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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