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對話錄 節選

　　《文學對話錄/文學的可能》：　　莫言：“民間”實際上和當下的所謂“關注底層”“描寫底層”的口號是互相關聯的。前三五年的“民間”實際上就是現在的“底層”。現在的“底層”和前些年的“民間”單獨存在都是沒有意義的，它們只有跟體制、廟堂、官方產生一種對抗才有它的價值。這里的“對抗”，當然是文學意義上的。　　我想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確實有一個立場的問題，在過去革命時期我們的革命文學理論已經反復強調過了，一個作家的屁股究竟是坐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還是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決定了你會寫出什么樣的作品，這樣說當然有點絕對，但它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一個作家的地位發生變化后，如果他的內心深處不保持一種高度的警惕，他的創作就會發生變化，這兩年大家也在反復討論先鋒文學的轉向問題，先鋒文學本質的丟失和先鋒的妥協，甚至先鋒的“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和先鋒作家的寫作環境，以及自身地位發生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所謂的先鋒寫作一個*基本的特征就是對權威的不滿和對抗，也就是說對體制、對政治有一種敵意，這種敵意并不是說要去造反，要去炸什么大樓，要去破壞公共設施，它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敵意。一個作家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和老百姓同樣的位置上，他認為他是老百姓當中的一份子，他認為他就像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樣，對那些權貴者或高貴者有一種天生俱來的敵意，對獲得官方認可的道德價值標準有一種反叛的愿望，為反叛而反叛，未必是真喜歡，有時甚至很尷尬。我們在軍藝文學系時，請來一個北京大學法文系研究存在主義的青年，男性，長發披肩，非常“叛逆”，一進教室，就蹦到講臺上坐著，開講。但我看出來他在講臺上坐著很不舒服，沒有靠背，兩條腿懸空垂著，但蹦上來容易，跳下去坐到椅子上難。這大約就是那個時候的“先鋒”心態的一種寫照。先鋒寫作后來隨著它自身的地位以及社會條件的變化，原來的那種敵意就漸漸不存在了。一個人只有在吃不飽的時候才會對食物產生一種強烈的渴望，一個人只有在遭到權貴的壓制的時候才產生一種反叛或者造反的愿望，當一個人本身變成一種被人前呼后擁的新的權貴的時候，他這種原動力就不存在了。這是一個類似《金枝欲孽》的悖論，因為對權貴滿懷敵意的寫作，卻使他自己變成權貴。今天你因為我“前呼后擁”而憤怒、批評乃至怒罵，但你因此而暴得大名，成為新的被“前呼后擁”者。　　當然身份變換后的作家依然有寫作的可能性，依然還有自己寫作的天地。不是說非要處于一種非常弱勢的寫作狀態，如作品寫了不能發表、發表后受不到公正的評價、住在筒子樓里面、生存艱難，未必非要在這種狀態下的作家才能寫出好的作品，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依然可以另尋出路。不能說一旦一個作家獲得了名聲，一個作家已經過上了優裕的生活，我們就立即判他創作的“死刑”，這樣的話我想我自己也沒法寫作了。現在我們一方面應該向那些在底層寫作的人表示高度的敬意，我們應該向提出了“關注底層”“描寫底層”的批評家們和作家們表示高度的認同和贊賞，另一方面我們自己應該有自己的辦法。　　前不久在社科院組織的中日青年作家對話會上，我聽到青年作家馮唐的發言，感到很受啟發。他說要“生活在邊緣”“思想在高處”“寫作在當下”，他的意思大概是說，未必非要生存在燈紅酒綠的豪華奢侈里，也未必要生活在饑腸轆轆、出賣勞動力、當牛做馬而得不到報酬的凄涼惱怒中，而是在邊緣冷眼旁觀，但思考的卻是終極的問題，寫作的題材也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因一時找不到馮唐的發言稿，如有歪曲，還請原諒）。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態度，當然未必人人如此。　　作家是一個群體，它是由無數個有自己個性的作家組成的。有的作家當然可以寫下面的生活，可以寫打工妹打工仔；有的作家當然可以寫寫字樓里的白領；有的作家當然可以描寫官場，去寫官員之間的鉤心斗角，官場之間的潛規則；有的作家也完全可以脫離現實生活，去寫一種玄幻的小說，去描寫一個只在他頭腦里面存在的那種非人間的半真實半虛構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