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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全集放寬歷史的視界(大字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87130
- 條形碼：9787510887130 ; 978-7-5108-8713-0
- 裝幀：78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黃仁宇全集放寬歷史的視界(大字本) 內容簡介
所謂視界，指一個事件剛好能被觀察到的那個時空界面。視界內的人可以看得到，世界外的人則不能窺其究竟。所以，視界之寬窄，決定了對事物認識的深度和廣度。歷史靜立遠處，今人可持千萬種觀點。作者所不同，就在于從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的大歷史觀去重新考察歷史事件。 本書是黃仁宇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陸續發表的一些論述，包括《從<三言>看晚明商人》、《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匯合》等文章。放寬了視界，那些當初看似不合理的“偶然”事件，也便有了其“必然”的緣由，種種原本毫無關聯的點，遂珠連成串，有了其前因后果的合理性。
黃仁宇全集放寬歷史的視界(大字本) 目錄
序
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
——李約瑟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匯合
——五百年無此奇遇
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
附錄各專著提及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土地占有的情形
里昂車站的會晤點
卷尾瑣語
明《太宗實錄》年終統計的再檢討（新增）
上海，Shanghai，シャンハィ（新增）
從唐宋帝國到明清帝國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
展開全部
黃仁宇全集放寬歷史的視界(大字本) 節選
中國傳統社會，因采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持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于尊重私人財產之絕對性，并認為此絕對性高于皇權，甚至高于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家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明代集權，見于顧炎武之《日知錄》及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亦見于F.W.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 （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Charles O.Hucker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系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1974）對此點敘述甚詳。］。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谷物為基干，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變法時，即收代役錢，在明初又全部改為現身服役。永樂雖派遣鄭和下西洋，但對民間海舶，則極力取締。1404年則令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頁498。］。《明律例》亦定民間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處斬［見《大明會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大凡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時，其政治必受影響。例如美國在19世紀即因其經濟發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戰爭。此在傳統中國社會，自當竭力防避。 防制地區間經濟超度發展，以與低度及落后之經濟基礎看齊，為適應中國傳統政治之需要。此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至為不利。此可以在中國實行者，因為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為“非競爭性”者，未有如西歐諸國，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權，其經濟為“競爭性”者。亦即其國家或諸侯間經濟之差異，立即影響其武備之盛衰，而可能決定其存亡。中國傳統政權，以廣泛動員農村經濟為其實力之基礎。兵員為農民，軍費無大異于食糧，兩者均重量不重質。經濟雖落后，但全國情形均一，征發仍輕而易舉。反之，其工商業及經濟方面前進之部門，則恰為政府統治征發不及之處。中國歷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農村經濟為骨干，其經濟基礎為“單元”者，通常能號召大量兵員，戰勝以“多元”經濟，甚至較前進經濟為基礎之政權。是以明代經濟政策，符合當日政治需要，在歷史上則為背道而馳。 中國金融經濟，在歷史上*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進。此即西周至兩漢，唐宋之間，及明清之際。但曾無一次其突出使中國經濟史改觀，有如近世西歐之資本主義。有時杰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財力影響權要，但此純系私人非法活動，在歷史上未曾改變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會地位，尤不能促使商業為超官僚歧視之獨立經濟部門。然今日仍有不少學者，過度夸張各時期比較高度之金融活動，如若干日本學者稱宋代“商業革命”，其社會影響有如歐洲“文藝復興”。若干中國學者則稱明末清初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此在中國經濟史上言，闡述其比較性則可，盛稱其為質量上之改變則不符合事實。
黃仁宇全集放寬歷史的視界(大字本)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讀歷史，先后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國劍橋協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參與《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1972—1973）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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