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社會史與蒙古史研究 節選

《游牧社會史與蒙古史研究》：
　　應當承認，蘇聯史學研究對于作為物質生產特殊形式的游牧經濟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組織問題，缺乏應有的重視。很難見到一本論述某一游牧民族的著作不去談論一部分游牧民是富有的，而另一部分游牧民是貧窮的；富有的游牧民經濟是大型的，而貧窮的游牧民經濟是小型的；富有的剝削貧窮的，而貧窮的依附于富有的，等等。與此同時，研究家們通常會忽視以下問題：游牧業生產的大型經濟是如何組織的，游牧民生產周期的特點是什么，生產周期中的再生產和積累是怎樣進行的，大型經濟是如何保證其勞動力的，等等。不把這些問題澄清，有關游牧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問題，有關整個游牧民族的歷史問題，都會由于物質財富的社會生產這一主要問題因果關系不明，而無法得以明確。
　　階級社會條件下牧業經濟發展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蒙古史為例進行分析。由于蒙古史文獻史料比較豐富，故馬克思主義研究家早已指明蒙古游牧社會中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征及其演變的主要階段。
　　學術界當前面臨的任務是揭示封建主義條件下大型游牧業經濟的活動方式。這里我們應當指出，弗·伊·列寧在考察農奴制改革之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情況時，為自己提出了如下任務：“為了大體上考察地主經濟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并描繪出這一制度在農奴制改革后時期的演變性質”，其中包括“……考察現代化的地主經濟制度，就必須以農奴制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地主經濟結構作為起點”。我們通過列寧的這一觀點，可以學到解決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時應采取的可靠方法學原理。下面，我們對蒙古史文獻史料作一番考察。蒙古史文獻史料證明，蒙古封建主確實擁有過數千畜群，經營過大型牧業經濟。試舉拉施特丁敘述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母莫孥倫的故事為例說明之。拉施特丁寫道：“每隔幾天，她就讓人把畜群趕來。她的馬匹牲畜多得不計其數。不過，只要她從坐著的山頂看到山腳下大河邊布滿了牲畜蹄子印，她就會說：t都夠數了。”’對我們來說，這則故事的重要之處在于，擁有大量畜群的富有游牧戶確實存在，而且，這在蒙古絕非□□□□。這類情況在近代也有過。蒙古人民共和國檔案館保存著一批18-20世紀蒙古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經濟狀況的資料。蒙古人民共和國學者們，特別是沙·納楚克道爾吉、策·那順巴勒吉日等人，曾對這批材料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策·那順巴勒吉日刊布過宗教首領博克多格根從1773-1924年間擁有的牲畜頭數的變化情況。1773年，博克多格根有牲畜91253頭；到1864年時，增加到118506頭。據納羅班欽寺喇嘛德洛瓦呼圖克圖講，革命前僅他一人就有馬2000匹、羊7000只、駱駝300峰、牛200頭。伊·米·邁斯基采用和發表過許多1918年蒙古的統計調查材料，其中不乏這類有趣資料。沙·納楚克道爾吉談到過王公道爾吉策凌的經濟狀況，說他擁有15000多頭牲畜；談到過王公扎木楚霍爾洛的經濟狀況，說他擁有11071頭牲畜；還談到過其他一些大王公的情況。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小呼拉爾委員會發表過大喇嘛喇嘛格根的材料，說他在1921年革命前擁有9000峰駱駝、12000匹馬、15000只羊，等等。上面引證的材料足以證明，在蒙古境內至少2000年間一直存在牲畜頭數達萬頭甚至十萬頭以上的大型游牧經濟這一事實。這是確鑿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