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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星辰 本書特色
《遙遠的星辰》講述了這樣一個人，在一個穿行于歷史、神話和文學小徑上無數分岔口進行的旅程中，我們結識了這個冒名者（我們所有的人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不都曾是冒名者嗎？），一個有很多名字的男人，一個除了美學（這難道不是所有藝術家所追求的嗎？）毫無道德的人，一個恐怖的花花公子、兇手和攝影師，一個野蠻的直到生命的*后時刻還在創作的藝術家的傳奇故事……
遙遠的星辰 內容簡介
☆ 世間惡劣的無恥之徒的傳奇。
☆ 波拉尼奧的英語譯者克里斯·安德魯斯說：the best bolano book 就是《遙遠的星辰》。
☆《遙遠的星辰》是在這樣一個時刻誕生的：當時埃拉爾德（波拉尼奧的西語出版人）在anagrama出版社的辦公室里，詢問波拉尼奧是否還有什么小說手稿，近期寫的。小說并不存在，但波拉尼奧說有，于是他花了三周時間——創紀錄的——寫完了它，從《美洲納粹文學》里借用了不少詞以節省時間，同時也因為他的作品總是這樣發展的，從一本書里又展露出另一本。
☆ 全新開本設計，嶄新波拉尼奧。
遙遠的星辰 節選
小說《美洲納粹文學》的*后一章講述了智利空軍中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故事，但也許講述的方式過于籠統（不超過20頁）。這個故事是我的同胞阿圖羅·B.給我講的。他是一名老兵，經歷過那場恢宏的革命戰爭，在非洲自殺了。他對*后的結局并不滿意。《美洲納粹文學》的*后一章作為小說的結尾，相對于前面有趣的故事來說或許有虎頭蛇尾之嫌，而阿圖羅希望看到一個更長的故事，不是別的故事的鏡像或深入挖掘，而是這個故事本身的鏡像和深掘。因此，我們倆手里拿著*后一章，關在我位于布拉內斯的家里一個半月，根據他的夢想和夢魘，完成了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說。我的作用僅限于端茶倒水，查查書，與他和越來越活潑的皮埃爾·梅納德的鬼魂討論討論很多重復的章節是否有必要。
1我初次見到卡洛斯·維德爾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當時薩爾瓦多·阿連德還是智利總統。
那時他管自己叫阿爾韋托·魯伊斯–塔格萊。他有時候會去胡安·斯泰因的詩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稱為南方首都的那座城市。我不能說那時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見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詩社就能見到兩次。他不怎么說話，而我卻頗為健談。來詩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談：我們不只談論詩歌，也談政治，談各自的旅途（彼時沒人能想到我們后來的旅途會是那般模樣），談繪畫、建筑、攝影，談革命和武裝斗爭；武裝斗爭將會帶給我們一種嶄新的生活和一個嶄新的時代，但對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它就像一個夢，或者更確切地說，像一把開啟夢想大門的鑰匙——夢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東西。盡管那時我們已經依稀知道夢想往往會變成夢魘，但我們也并不在意。我們的年齡都在十七到二十三歲之間（我那時十八歲），而且除了加門迪亞姐妹和阿爾韋托·魯伊斯–塔格萊之外，大家幾乎都是文學系的學生。加門迪亞姐妹學的是社會學和心理學，而魯伊斯–塔格萊，據他自己有一次說的，他是自學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關于自學成才者有很多說法。說實話他不像自學者，我的意思是，從外表上看他不像一個自學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這座城市里，自學者們不像魯伊斯–塔格萊這樣穿衣打扮。他們都是窮人。但他說起話來倒的確像個自學者。他說話的方式在我看來就像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現在的說話方式一樣（他說起話來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樣）。但對于一個從來沒有踏入過大學校園的人來說，他穿得實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說他優雅——雖然他確有其自身的優雅之處——也不是說他有某種特定的穿衣方式；實際上他的穿衣風格是多變的：有時穿西裝打領帶，有時又一身運動裝，他也不排斥藍色牛仔褲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類服裝，魯伊斯–塔格萊穿的都是昂貴的衣服，都是名牌貨。總之一句話，魯伊斯–塔格萊是優雅的，而我那時并不相信總是在精神病院和絕望無助之間掙扎的智利自學者會是優雅的。有一次他說他的父親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處莊園的莊園主。他說，也可能是我們聽貝洛尼卡·加門迪亞說的，十五歲的時候他決定放棄學業，從此以后就一邊干農活一邊在父親的圖書館讀書自學。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們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詩社的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個優秀的騎手，然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騎馬。實際上，我們關于魯伊斯–塔格萊的所有猜測都是建立在我們對他的羨慕或者說嫉妒之上的。魯伊斯–塔格萊面貌英俊，身材修長而充滿力量。在比維亞諾·奧賴恩看來，他是個面容過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當然，比維亞諾是后來才這么說的，是作不得準的。我們大家為什么嫉妒魯伊斯–塔格萊呢？說大家都嫉妒是夸張了，感到嫉妒的其實是我。也許比維亞諾也和我一樣感到嫉妒。原因嘛，當然是出在加門迪亞姐妹——那對同卵雙胞胎，詩社里當之無愧的明星身上。她們倆如此耀眼奪目，有時候我們（我和比維亞諾）覺得斯泰因就是為了她們兩個才開這個詩社的。而她們，我必須承認，確實是*優秀的。貝洛尼卡·加門迪亞和安赫利卡·加門迪亞這對雙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幾乎達到令人無法辨別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異，彼此間縱然不是敵人，也像是兩個陌生人。斯泰因很喜愛她們。他，還有魯伊斯–塔格萊，是唯一總能區分出誰是貝洛尼卡而誰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們我幾乎口不能言。有時候她們出現在我的噩夢里：和我一樣的年紀，也許還要大上一歲，一副那個時代的時髦女郎的樣子，有著修長苗條的身材，棕色的皮膚，長長的黑發。
加門迪亞姐妹幾乎是立刻就和魯伊斯–塔格萊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詩社的。而在這之前，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沒人見過他。斯泰因也沒有問他來自哪里，他要求他讀了三首詩，然后說還不錯。（斯泰因只會盛贊加門迪亞姐妹的詩作。）就這樣他留在了我們中間。開始的時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當我們看到加門迪亞姐妹和他結交以后，我們也開始和魯伊斯–塔格萊結交了。彼時他的態度一直是真誠而疏離的。只有和加門迪亞姐妹在一起的時候（在這點上他像斯泰因）他才顯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對其他人，正如我已經提到過的，他用一種“真誠而疏離”的態度對待我們，也就是說，他會和我們打招呼，對我們微笑，當我們讀自己的詩作時他會做出謹慎而有分寸的評論，而當我們抨擊（我們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時候，他卻從來不為自己辯護：當我們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只是聽著，神情專注——現在我再也不敢用“專注”這個詞來形容他那種神情了，但是當時我們確實覺得他是在專注地傾聽。
魯伊斯–塔格萊明顯不同于其他人。我們彼此之間會用隱語或者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或像曼德雷那樣說話（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運動黨或托洛茨基派的成員或同情者，雖然我覺得也有人是社會主義青年聯盟或者共產黨抑或基督教左派某個政黨的成員）。魯伊斯–塔格萊說西班牙語，那種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地方，更是主觀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時間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語。我們同父母住在一起（我們這些來自康塞普西翁的）或者住在簡陋的學生宿舍里。魯伊斯–塔格萊卻獨自一個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公寓有四個房間，房間里的窗簾永遠是拉上的。我從來沒有去過這所房子，倒是后來比維亞諾和胖妞波薩達斯和我說起過關于這所房子的一些事，但是彼時事情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并且已經受到了該死的維德爾傳奇的影響），因此我也不知道在這些事情上是該相信我的老同學還是將之歸咎于他的想象。我們手里幾乎從來就沒有銀子（現在寫下銀子這個詞的時候感覺很有趣：它閃閃爍爍好似暗夜里的一只眼睛）；而魯伊斯–塔格萊卻從來不缺錢花。
關于魯伊斯–塔格萊的公寓比維亞諾和我說了些什么呢？他著重談到了公寓里的空曠；他覺得那所房子是早有準備的。唯有一次他是單獨一個人去的。他經過那里，忽然就決定（比維亞諾就是這樣的）邀請魯伊斯–塔格萊去看電影。他才剛剛認識他就決定請他去看電影。當時上映的是伯格曼的一部電影，我不記得是哪部了。比維亞諾之前已經去過他家兩次了，都是陪著加門迪亞姐妹中的某一個去的，而那兩次拜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預約好了的。因此，在那兩次陪同加門迪亞姐妹的拜訪中，他覺得屋子都是早有準備的，為面對來訪者的目光而作好了準備。房子里太空了，有些地方明顯少了點什么。在信里——他寫給我的談及這些事情的那封信（是很多年以后寫的一封信）——比維亞諾說他當時的感覺和《羅斯瑪麗的嬰兒》里的米亞·法羅**次去鄰居家（和約翰·卡薩維茲一起）的感覺一樣。少了點什么。在波蘭斯基的電影里少的是畫，為了不嚇到米亞和卡薩維茲而被謹慎地取了下來的畫。在魯伊斯–塔格萊家里少的是叫不上來名字的東西（或者是幾年后的比維亞諾——那時他已經知道了整件事，或者知道了事情的很大一部分——覺得叫不上名字的，但可以感覺到確實存在的），就好像是主人把自己的住宅截成了幾部分，或者說這房子就像是一個組合玩具，針對每位來訪者的期許和特點而隨意組合。當比維亞諾獨自去他家的時候這種感覺愈發明顯。顯然，魯伊斯–塔格萊沒想到他會來。他沒有馬上開門，似乎是沒有認出比維亞諾來，然而比維亞諾卻發誓說魯伊斯–塔格萊開門的時候是面帶某種微笑的，而且一直保持著這種微笑。但就像比維亞諾自己說的，當時天有點暗，因此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描述時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實。無論如何，魯伊斯–塔格萊打開了門，斷斷續續地交談了幾句之后（他過了一會兒才明白比維亞諾是來邀請他看電影的），他又關上了門。當然，關門之前他沒忘記對比維亞諾說請他等一下。過了幾秒鐘他開了門，這次他請比維亞諾進去了。屋子里很暗，有一股濃重的味道，就好像魯伊斯–塔格萊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頓加了很多香料、很油膩、口味很重的晚餐一樣。在某一刻比維亞諾相信自己聽到某個房間傳來了聲音，他猜測魯伊斯–塔格萊之前是和一個女人在一起。他正打算道歉然后告別離開的時候，魯伊斯–塔格萊卻問他想去看什么電影，比維亞諾說是伯格曼的一部，在勞塔羅劇院上演。魯伊斯–塔格萊又微笑起來——那種比維亞諾覺得很神秘而在我看來是自得乃至自負的微笑。他道歉，說已經和貝洛尼卡·加門迪亞有約了，而且，他解釋道，他不喜歡伯格曼的電影。那時比維亞諾已經確信在這個房子里有另外一個人了，那人一動不動地躲在門后偷聽他和魯伊斯–塔格萊的談話。他想那應該是貝洛尼卡，否則怎么解釋魯伊斯–塔格萊，通常是如此謹慎的一個人，單單提到了她的名字呢。但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我們的女詩人會做那種事情。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加門迪亞都沒有藏在門后偷聽。那么，是誰呢？比維亞諾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或許在那個時候，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想離開，想和魯伊斯–塔格萊說再見，然后再也不回那個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里了。這是他的原話。雖然，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所房子無法更干凈更整潔了。墻壁雪白，書整整齊齊地擺放在一個金屬書架上，扶手椅上套著南方的那種椅套。在一個木凳子上放著魯伊斯–塔格萊的萊卡相機，就是有一天下午他給詩社里的所有成員照相用的那架相機。廚房，比維亞諾從虛掩的門看進去，也是很正常的樣子，沒有獨自在外生活的學生家里常見的那種堆滿臟盤子和鍋的現象（但魯伊斯–塔格萊不是一個學生）。總之，沒有什么特別的，除了那聲音，而那聲音也完全有可能是旁邊的公寓弄出來的。據比維亞諾說，魯伊斯–塔格萊說話的時候給他的感覺是他并不希望他走。他與他聊天恰恰是為了把他留在那兒。這種感覺，沒有任何的客觀依據，卻使我朋友的緊張感達到了——據他自己說——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奇怪的是魯伊斯–塔格萊似乎是在享受著這種情況：他明明注意到了比維亞諾臉色越來越蒼白，汗出得越來越多，而他卻依然說著（關于伯格曼的話題，我猜），笑著。屋里很安靜，魯伊斯–塔格萊的說話聲只是愈發地加強了這種安靜的氣氛，卻從來沒能打破它。
遙遠的星辰 相關資料
他是介乎伍迪·艾倫和洛特雷阿蒙，塔倫蒂諾和博爾赫斯之間的奇景，一位能將讀者轉化為熱忱信徒的作家……波拉尼奧不愛贅余的激情和浮夸的話語。唯一對他的紀念，就是從今往后閱讀他的作品，繼續與他相聚。
——《搖滾》
從內容來看，這本該是很可怕的一本書，但是作者卻賦予了作品另一種色彩，這種色彩里混雜了對失蹤者的柔情、試圖描繪難以言傳之處時的幽默，以及在最后時刻對實現了復仇的人的同情。
——《巴斯克日報》
遙遠的星辰 作者簡介
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親是卡車司機和業余拳擊手，母親在學校教授數學和統計學。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奧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卻遭到逮捕，差點被殺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動了融合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以及街頭劇場的“現實以下主義”（Infrarealism）運動，意圖激發拉丁美洲年輕人對生活與文學的熱愛。1977年他前往歐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結婚定居。2003年因為肝臟功能損壞，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羅那去世，年僅五十歲。
波拉尼奧四十歲才開始寫小說，作品數量卻十分驚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不亞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獨》出版時的盛況。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均致以杰作、偉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贊譽。蘇珊·桑塔格、約翰·班維爾、科爾姆·托賓、斯蒂芬·金等眾多作家對波拉尼奧贊賞有加，更有評論認為此書的出版自此將作者帶至塞萬提斯、斯特恩、梅爾維爾、普魯斯特、穆齊爾與品欽的同一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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