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滿紙浮世繪-閑話《金瓶梅》 節選

《華夏文庫·經典解讀系列 云霞滿紙浮世繪 閑話金瓶梅》：　　《金瓶梅》沒有寫英雄。嚴格說，《金瓶梅》只寫了一個英雄，那就是武松。武松是蘭陵笑笑生從《水滸傳））嫁接過來的人物。武松在《金瓶梅》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出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金瓶梅》要描寫的，只是普通市井人物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在這里，人物是平凡的，故事也是平凡的。人物和故事同時高度地逼近生活，與傳奇告別。從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當代化、情節的非傳奇化這三個方面看，《金瓶梅》的創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意義。這種探索影響深遠，為宋元以后興起的白話小說、通俗小說的發展揭示出廣闊的前景。《金瓶梅》沒有寫光明。蘭陵笑笑生所勾勒的，是一個沒有光明、沒有理想、沒有信仰、沒有前途的社會。無可救藥的人物、無可救藥的社會，《金瓶梅》給讀者的整體印象就是這樣。《金瓶梅》選擇了市井人物中*惡劣的成分——市儈來做主角。西門慶和潘金蓮都是典型的市儈。不僅如此，《金瓶梅》在處理書中絕大多數人物形象時，都體現了一種尖刻冷峻的態度。蘭陵笑笑生有意識地在努力發掘蕓蕓眾生心中的“丑”與“惡”。歷來小說受儒家思想支配，離不開善與惡的對立這一模式，長篇小說的創作，更加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模式。《三國演義》中劉備集團和曹魏集團的斗爭，《水滸傳》中綠林好漢與貪官污吏的斗爭，《西游記》中孫悟空與妖魔的斗爭，都是善與惡的對立。小說家依據這一模式來塑造人物、設計布局。放棄善惡對立的模式，不僅是一種創作的選擇，而且是一種人生觀、世界觀的選擇。蘭陵笑笑生的選擇深刻地反映出他對人性、對社會的看法。　　蘭陵笑笑生在創作這新的題材的時候，在他的目光向著普通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尋覓的時候，—下子面臨中國小說史上的三個歷史性課題（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當代化和情節的非傳奇化）和一個固定模式（善與惡的對立）。應該說，他的文學嘗試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蘭陵笑笑生在解決三個歷史性課題和打破一個固定模式的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出現了很多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失誤。大量的淫穢描寫、一些不必要的性描寫穿插；場面的煩瑣重復，許多描寫的臃腫、冗長；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模糊、前后不一、發展不自然；情節的前后抵牾。這些都是明顯的缺陷。　　蘭陵笑笑生之所以能夠進行大膽的探索，是因為他恰好生活在一個比較寬松的時代。所謂“寬松”指的是明朝中后期文化界的情形。從楊慎、吳承恩、李開先、徐渭、李贄、屠隆、湯顯祖、袁宏道、鐘惺、馮夢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這種“松動”和“寬松”。盡管他們在整體上未能沖破儒家思想的傳統藩籬，但他們在很多局部的問題上卻有離經叛道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很多抵觸之處。儒家講文以載道，而《金瓶梅》卻很難和“道”聯系起來。滿文譯本《金瓶梅》的序便不客氣地指責《金瓶梅》“篇篇皆是朋黨爭斗、鉆營告密、褻瀆貪飲、荒淫奸情、貪贓豪取、恃強欺凌、構陷詐騙、設計妄殺、窮極逸樂、誣謗傾軋、讒言離間之事耳。然于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者無一件”。儒家向來厚古薄今，而《金瓶梅》卻摒棄了取材歷史、取材典故的傳統，直接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素材與靈感。儒家宣揚英雄史觀，而《金瓶梅》卻偏偏沒有興趣寫英雄。儒家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金瓶梅》卻展開了性的描寫。儒家思孟學派講人之初，性本善，《金瓶梅》卻大力發掘人性的丑惡。在蘭陵笑笑生描繪的世俗人間里，沒有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政治抱負，沒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態度，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嘆息都沒有。人們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對于酒色財氣的追逐；能夠聽到的，是津津樂道的小市民的處世哲學。　　從文學的傳統來說，《金瓶梅》對人性的“丑”與“惡”的發掘，固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是，這種發掘對于“瞞和騙”的傳統卻是一個有力的反駁。人們可以責備蘭陵笑笑生沒有寫光明；可以責備《金瓶梅》的描繪“沉悶窒息、漆黑一團”；可以責備蘭陵笑笑生對黑暗與腐敗沒有鮮明的憎惡，沒能施以有力的鞭撻；可以批評蘭陵笑笑生對西門慶縱欲無度的放蕩生活有那么幾分艷羨之情，但是，人們不能說《金瓶梅》對人物、對社會的描寫不真實。　　《金瓶梅》對人物、對社會的陰暗面的暴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小說，包括像《水滸傳》那樣杰出的作品。其真實和深刻的程度，在以后的古代小說中，也是罕有其比的。私有制產生以后，人類的貪欲就一直作為一種邪惡的力量，推動著或破壞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這種貪欲早在先秦的法家那兒就已經得到了尖銳的剖析和冷峻的總結，性惡論就是這種剖析和總結的成果。在中國的小說史上，這種貪欲一般只是附著在反面人物的靈魂之上。到了蘭陵笑笑生的筆下，這種貪欲才得到了如此充分、不加粉飾的正面描寫。蘭陵笑笑生把這種貪欲幾乎賦予了《金瓶梅》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到了清朝吳敬梓的諷刺巨著《儒林外史》，又把對這種貪欲的描寫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