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魂·百部愛國故事叢書-生可死耳我志長存現身民主的禹之謨 節選

　　《中華魂·百部愛國故事叢書·生可死耳我志長存：獻身民主的禹之謨》：　　“不安分”的少年1866年8月27日，禹之謨誕生在青樹坪一個亦農亦商的家庭里。　　家人給這個男孩取名禹之謨，字稽亭，由于他從小就膽大頑皮，親友都親切地叫他“稽猛子”。禹之謨的祖父禹榮達，原本是一位蒙館塾師，后來棄教經商，在邵陽巖口鋪開了一個不大的山貨店，經營些小本生意，攢了些積蓄，陸陸續續在家鄉買了一些水田，將家業慢慢擴大。而他的父親禹春輝，略識文墨，以做生意為主要職業，田間的耕作和管理，則交給一些親友，農忙時雇請一些短工。由于禹春輝不大操持家事，總是沉迷于賭錢、打牌、吸食鴉片。因此，當禹之謨降臨到這個家庭的時候。祖父艱辛積存下來的一點老本，在他的父親手上基本上花光了，家境日益貧寒。他的母親劉氏，是一個善良溫柔的女子，不幸于1878年10月得了急病，因信鬼神錯過醫治機會，35歲就離開了人世。從此，12歲的禹之謨就由嬸娘撫養成人。　　禹之謨出生的時候，從大的范圍來說，中國正在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紛至沓來；清政府腐敗無能，媚外賣國，在戰爭中一次次失敗，簽訂了一個個不平等條約，黃金、白銀就像流水似地淌人帝國主義的腰包。封建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殘酷地鎮壓人民的反抗斗爭，把中國逐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從小范圍來說，一方面那些被曾國藩招募從軍的窮苦農民，因多年在外作戰，有的當了清政府的炮灰，有的流落在他鄉，有的則被遣散回鄉，生活異常困窘；另一方面，不少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升官發財，地位發生了變化。“一般縣民相率由當兵出身而發跡，從提督（同治十三年統計一百八十二人）起到哨官止，武官之多，不可勝數。”后來，這個數字又有所發展，“二品以上軍功的官吏、紳士將近一千家”，他們搜括天下財富，“擁巨資歸鄉”，橫行鄉里，瘋狂地兼并土地。曾國荃一人就“有百頃田”。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嚴重的后果：許多農民傾家蕩產，成了地主的佃戶或雇工。他們雖然起早摸黑，如牛似馬地勞動著，年頭苦到年尾，可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狠心的地主老財們，除了重租高利貸盤剝外，還經常強迫農民為他們送信、抬轎、服無償勞役。　　加上封建政府的苛捐雜稅等，使得當地“啼饑蕩產，家破人亡”的情景，舉目皆是。這樣的情形，同樣影響到禹之謨這個已經日漸貧寒的家庭，使他逐漸孕育著對封建地主階級的仇恨。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當太平天國戰事結束后，湘鄉哥老會首領曾廣八于1867年5月與同黨童級高、賀新惠等，率眾人自寧鄉潛入境內毛田起義，當即燒毀謝征岳等豪紳的房屋數十家。湖南當局受到很大的震動，立即調集鄰近幾縣“紳團”，鎮壓了這次起義。　　1870年3月，又有哥老會首領賴榮甫約其同黨張玉林、康學池等率眾起義，燒毀劣紳胡暉等的房屋，貧苦農民紛紛參加，聲勢頗為浩大。湖南巡撫劉崐調集了大批“靖勇”和鄰近各縣“紳團”，才把起義鎮壓下去。這些起義雖然都遭到失敗，但人民心目中的革命火焰是無法撲滅的。所以，禹之謨幼年時代常聽到這種故事。雖然當時他不可能有深刻的體會，但給少年禹之謨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什么窮的這樣窮，富的這樣富？為什么財主、貪官為非作歹卻得不到懲罰，而勤勞、善良的百姓卻慘遭欺壓和屠殺？面對這貧寒的家庭和黑暗的社會，反抗的種子在他的心田里開始發芽，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就日益表現在其叛逆的行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