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遜自傳 節選

我5歲那年，父親把我送進了英語學校，9歲進了拉丁語學校，我在那里就讀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師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來自蘇格蘭的牧師，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后，教我法語；我父親去世后，我繼續向牧師莫里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學的學者——學了兩年；然后，1760年春，又進入威廉和瑪麗學院讀了兩年。當時的數理教授是蘇格蘭的威廉·斯莫爾博士，他對大多數實用科學造詣都很深，有可喜的傳授才能，作風正派，心胸豁達，這對我實屬萬幸，或許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對我來說*幸運的是，他很快就對我產生了好感，學校不上課時，每日與我為伍；從與他的交談中，我對科學的發展以及我們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統有了初步認識。我入學不久，哲學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暫時填補這個空缺；在那所學院中，他是定時講授倫理、修辭和純文學的**人。他于1762年返回歐洲，在此以前他對我寵愛倍加，讓他*親密的朋友喬治·威思接受我作為他指導下的法律學生，并介紹我與總督福基爾相識，和他共同進餐，福基爾是歷來擔任此職*得力的一位。福基爾、斯莫爾博士和威思先生——他的兩個摯友——還有我本人，結成一個四人集團，這些聚會上的習慣性談話使我得益匪淺。威思先生始終是我青年時期忠實的、受愛戴的導師，也是我畢生*親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響下，我在殖民地法院當律師，我在那里一直干到革命爆發，法院關門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縣選舉為議會議員，任職至革命關閉議會為止。我在議會里曾力求通過一項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決。確實，在帝王政府時期，任何一件開明的事都休想獲得成功。我們的思想被禁錮在狹小的圈子里，習慣地認為我們必須在一切有關政權的問題上服從母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母國的利益，除母國的宗教外對其他一切宗教都應該堅決抵制。我們的議員的麻煩在于習慣和絕望，而不在于思考和信念。經驗立即證明，一要求他們進行思考，他們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權利問題上。但是作為議會又一個院行動的國王參議會，是靠國王的意志保持他們的席位的，而且*卑賤地服從那個意志；對我們的立法有否決權的總督，也是以同樣的條件任職的，對國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重要的一點是，國王掌握的否決權使每一個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馬撒·斯克爾頓結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爾頓的遺孀、約翰·韋爾斯的女兒，時年23歲。韋爾斯先生是個業務繁忙的律師，其所以繁忙，與其說是因為他專業知識出類拔萃，不如說是因為他異常勤奮守時，辦事十分麻利。他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伴侶，詼諧有趣，脾氣也好，在一切社交場合都受歡迎。他積攢了一宗可觀的家財，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個女兒，遺留給杰斐遜夫人的那部分財產，在還清巨額債務后，約等于我自己繼承的財產，從而使我們富裕安樂程度倍增。
　　當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稅法決議提出時，我還是威廉斯堡一名攻習法律的學生。不過我在下議院走廊門外旁聽了辯論，聆聽了亨利先生作為一位天才演說家的精彩發揮。這些演說真的非常了不起，我從任何其他人那里從未聽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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