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作者雖為老舍研究專家，長于史料研究，但此書實為高校學者騙取經費的典型出版物，跟作者此前的著作沒法相比，內容有一些水。 另外，我買到的這本應該是書店退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庫存書，封面有劃痕，品相不好

評張桂興新著《老舍論集》 吳永平 張桂興先生的新著《老舍論集》,是他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結題成果,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也許可以說，張桂興的新著《老舍論集》仍一如既往地采用文獻史料學的理論與方法來從事老舍資料研究，并力圖以老舍資料研究的成果來促進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走向成熟。 《老舍論集》共輯入專題論文14篇（另附有《老舍生平著譯年表》和《后記》），其中多篇曾見諸報刊。這次收入新著時作者進行了必要的修訂，若干篇增補了新發現的史料，并提出了新見。 筆者依據《老舍論集》所涉內容將其分為三類，并略加評述如下： 第一類論文是對老舍資料建設的歷史過程、現實狀況、成就與不足所進行的審視，包括《老舍資料研究與文獻史料學—探尋老舍資料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空前的學術價值，難以彌補的遺憾—管窺〈老舍全集〉編選的成就與缺點》、《老舍研究中的學術不端現象批評—以蔣泥“寫老舍”為例》等。 在這類論文中，《老舍資料研究與文獻史料學》可視為全著的總綱。文中不僅闡述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這門分支學科”的理論依據及現實必要性，還對“20世紀和21世紀初老舍資料研究取得的輝煌成就”進行了扼要的點評，讀者可從中領略到作者矢志不移的學術追求，并分享作者從事老舍資料研究30余年來的艱辛和喜悅。最能體現作者學術水平的是《空前的學術價值，難以彌補的遺憾》一篇，文中對1999年出版的《老舍全集》19卷本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從“《全集》編選者對預先確定的開放性的編選思想”的貫徹力度和程度著眼，著重解析了造成《全集》“遺漏”、“刪改”和“錯訛”的主客觀原因，其褒砭有理有據有度，可謂“無一字無出處”。值得慶幸的是，據聞有關出版社從善如流，將于近期出版《老舍全集》修訂本云。而最能表現作者學術風骨的是《老舍研究中的學術不端現象批評》一篇。文中對近年來坊間“寫手”炮制的《老舍之謎》、《老舍的沉浮人生》等所謂“作品”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逐一列舉了其中“嚴重的文獻資料訛誤”，以期匡正時下愈演愈烈的“學術失范”傾向，充分顯示出作者對“學術不端”現象“零容忍”的態度。 第二類論文是依照一定的專題對老舍資料所進行的系統研究，包括《宗教家老舍與老舍的宗教—試論老舍的宗教文化情結》、《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老舍青少年時期史實考證》、《從泉城濟南到海濱青島—談老舍在山東的生活與創作》、《詩人老舍與老舍的詩作—關于老舍舊體詩創作的若干問題》、《從“出版委員”到“雜志主編”—老舍編輯及參與創辦的報刊》、《通俗易懂，飽含深意—老舍的筆名和別名》等篇。 在這類論文中，《宗教家老舍與老舍的宗教》一篇最值得關注。若干年前，老舍與宗教的關系即已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老舍論集》作者也曾發表過關于老舍與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關系的文章。該文在綜合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若干新見，如指出：“老舍在青少年時期也曾經受到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因而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老舍既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一位宗教家。”這是全新的命題。該文又提出：“他（指老舍）除去早期寫過一批宗教論文、作過有關宗教內容的講演和參加過一些宗教活動之外，其宗教文化情結都體現在他的文藝創作之中，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明顯的宗教文化痕跡。為此，讀者不僅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一個形形色色的教徒世界，而且在情節安排和語句表達上也顯露出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這是全新的表述。此外，《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也頗有份量。老舍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對于其文藝創作影響甚大，這是老舍研究界的共識，也是許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探索重點。該文按照時序依次對老舍人生經歷中的“出生—家世”、“私塾—小學”、“中學—師范”、“校長—督學”、“教員—文書”、“初戀—結婚”等剖面進行了細密之致的考證，所列舉的原始資料十分珍貴，十分難得！可謂集老舍早年生涯研究成果之大成，足以想見為此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但鑒于原始資料仍嫌不足，所以該文對老舍早年生涯的描述仍遺留下不少重要的缺環，譬如，1922年老舍為何事負氣辭去督學職務，1923年老舍又為何事辭去天津南開中學教職，1924年老舍通過何種途徑出國執教，1930年返國后緣何執教濟南齊魯大學等。 第三類論文是對老舍社會交際及文壇交往狀況的系列考證，包括《人生旅途中的良師益友—對老舍影響與幫助最大的六個人》、《齊魯大地逢知己—老舍與山東文化名人》、《著名作家與愛國將軍的“文緣”—老舍與馮玉祥交往始末》、《“文協總管”、“南洋孤客”與“文協”—老舍與郁達夫的未了情》、《難以忘記，也難得相聚—老舍與趙清閣的深厚友誼》等篇。 這組系列文章著意于考證對老舍人生旅程和創作道路有過重大影響的幾位師長或友人，從這個意義上看，《人生旅途中的良師益友》恰好可借用來作為該組系列文章的總標題。過去，作者曾在《談對老舍影響和幫助最大的八個人》一文中指出：“在老舍一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都遇到了對他發生重大影響和幫助的人，他們是：母親舒馬氏、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師’、北京師范學校校長方還、職業宗教家寶廣林、作家許地山、愛國將領馮玉祥、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周恩來、夫人胡絜青。如果沒有他們的影響和幫助，那就很難說后來會不會有一個人民藝術家的存在了。”這八個人中，有給予老舍生命教育者，有給予老舍思想影響者，有給予老舍政治指導者……惟獨缺少曾給予老舍藝術砥礪的友人。為此，作者在新著中又增補了郁達夫、趙清閣兩位，使這個缺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關于老舍與郁達夫的交往，作者試圖“僅就兩人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工作的密切配合以及作出的巨大貢獻，來展示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質言之，其視野尚不夠開闊。關于老舍與趙清閣的交往，作者則縱筆他倆近30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從抗戰期間的“武漢相識”、“山城相處”，到解放前夕的“翹首相望”，乃至到生命終點的“無淚相別”，無論是藝術上的互助或生命中的關懷，皆以無可辯駁的原始資料予以佐證。但該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破除坊間籠罩在他倆關系上的“神秘色彩”，或澄清社會上關于他倆的“傳言”或“流言”，尚有待學者們的評價和讀者的明鑒。作者坦言：“由于筆者目前尚缺乏確切的資料，所以不便信口開河。因為嚴謹的學術研究是要有確鑿的資料來論證的，而不是靠主觀武斷地下結論就能令人信服的。本文只是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對老舍和趙清閣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進行了一些梳理，歡迎批評指正。”當然，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出現不同觀點和看法是很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說，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張先生治學極其重視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他在《〈老舍年譜〉編后記》中這樣寫道：“筆者所確定的《老舍年譜》的修訂原則是：一律核對原件，以確保資料的準確性；力求每一條、每一款都盡量摘錄當時、當地報紙雜志的原始記載，藉以尊重歷史并力求重現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他的這個“原則”也在其新著中得到了貫徹，故稱其學術份量厚重如山也似并不為過。然而，在采用文獻史料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老舍研究時，可否非親見的原始資料不取，是否非當時、當地的原始記載不用，還須慎重斟酌。勿庸諱言，其新著中《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老舍青少年時期史實考證》中的若干缺環，如果采信了湯晨光的《老舍的早期活動與倫敦會》中披露的英國倫敦會的原始檔案材料，必會多少有所彌補；而《難以忘記，也難得相聚—老舍與趙清閣的深厚友誼》中言尤未盡的部分，如果參考了洪鈐的《梧桐細雨清風去—懷念女作家趙清閣》中的口述實錄資料，也必將豐富得多。 [吳永平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郵編 430077] （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文字略有出入）

評張桂興新著《老舍論集》 吳永平 張桂興先生的新著《老舍論集》,是他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結題成果,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改革開放以后，老舍研究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邁開了堅實的步伐，取得了驕人的成果。胡絜青、舒乙先生曾評價說：老舍研究已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和類型”，即“一、屬于撥亂反正，具有平反性質；二、屬于資料積累，大規模地出版老舍的著作和有關他的身世的資料；三、屬于重新評價，包括重新估價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在內。經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老舍研究確實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 張桂興過去獨立編纂的“老舍研究叢書”煌煌八巨冊，堪稱老舍研究進入“前所未有的新時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其中尤以《老舍年譜》、《老舍資料考釋》和《〈老舍全集〉補正》等最具學術份量。馮亞飛稱：“張桂興先生在《老舍年譜》中引用資料的新穎和詳細，使讀者閱后產生了一種‘窮形盡相’之感。”王曉琴譽之曰：“站到了老舍生平資料研究的前沿，具有學術的先進性”。史承鈞、孫潔評價說：“（這套叢書）奠定了他在老舍研究界的地位，成為公認的老舍史料研究中最頂真、掌握資料最扎實、成果最豐富的學者。”實當其譽。 坦率地說，凡是認真檢點近年來中外老舍研究界的著作或文章，凡涉及史實、考據部分，幾乎沒有哪一篇（部）沒有引證過“老舍研究叢書”中的相關記載。就此而言，張先生的“老舍研究叢書”已成為中外老舍研究者案頭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在一次老舍學術研討會上，張桂興曾透露說：今后的研究重點將轉向《老舍論》和《老舍傳》的寫作，在座的同行對此無不抱有厚望。現在，終于看到了他的新著《老舍論集》。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或者說，它會帶給我們什么新的驚喜呢？ 眾所周知，老舍研究步入“成熟期”后，曾涌現出一大批卓有創見的新著。略舉幾例：王潤華的《老舍小說新論》，獨辟蹊徑地展示了近代西方小說藝術觀念之作用于及影響于老舍小說創作的幾個橫斷面；關紀新的《老舍評傳》和《老舍與滿族文化》，則揭示了其族屬及文化對老舍創作個性的不可忽略的潛在影響；王曉琴的《老舍新論》，嘗試從泛文化的角度對老舍的形象進行重新定位；孫潔的《世紀彷徨：老舍論》，則試圖深入到老舍的“心路歷程”中進行釋讀和解惑；傅光明的《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對“老舍之死”進行了卓越的理論反思；吳小美、古世倉的《老舍與中國革命》，則試圖在時代風云變幻的歷史背景中勾勒出老舍國民意識和政治意識成長的軌跡…… 如果說，上述研究者的新著無不是以獨具的思想方法從特選的角度對老舍的思想發展和創作道路進行了新的觀照；那么，也許可以說，張桂興的新著《老舍論集》仍一如既往地采用文獻史料學的理論與方法來從事老舍資料研究，并力圖以老舍資料研究的成果來促進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走向成熟。 《老舍論集》共輯入專題論文14篇（另附有《老舍生平著譯年表》和《后記》），其中多篇曾見諸報刊。這次收入新著時作者進行了必要的修訂，若干篇增補了新發現的史料，并提出了新見。 筆者依據《老舍論集》所涉內容將其分為三類，并略加評述如下： 第一類論文是對老舍資料建設的歷史過程、現實狀況、成就與不足所進行的審視，包括《老舍資料研究與文獻史料學—探尋老舍資料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空前的學術價值，難以彌補的遺憾—管窺〈老舍全集〉編選的成就與缺點》、《老舍研究中的學術不端現象批評—以蔣泥“寫老舍”為例》等。 在這類論文中，《老舍資料研究與文獻史料學》可視為全著的總綱。文中不僅闡述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這門分支學科”的理論依據及現實必要性，還對“20世紀和21世紀初老舍資料研究取得的輝煌成就”進行了扼要的點評，讀者可從中領略到作者矢志不移的學術追求，并分享作者從事老舍資料研究30余年來的艱辛和喜悅。最能體現作者學術水平的是《空前的學術價值，難以彌補的遺憾》一篇，文中對1999年出版的《老舍全集》19卷本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從“《全集》編選者對預先確定的開放性的編選思想”的貫徹力度和程度著眼，著重解析了造成《全集》“遺漏”、“刪改”和“錯訛”的主客觀原因，其褒砭有理有據有度，可謂“無一字無出處”。值得慶幸的是，據聞有關出版社從善如流，將于近期出版《老舍全集》修訂本云。而最能表現作者學術風骨的是《老舍研究中的學術不端現象批評》一篇。文中對近年來坊間“寫手”炮制的《老舍之謎》、《老舍的沉浮人生》等所謂“作品”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逐一列舉了其中“嚴重的文獻資料訛誤”，以期匡正時下愈演愈烈的“學術失范”傾向，充分顯示出作者對“學術不端”現象“零容忍”的態度。 第二類論文是依照一定的專題對老舍資料所進行的系統研究，包括《宗教家老舍與老舍的宗教—試論老舍的宗教文化情結》、《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老舍青少年時期史實考證》、《從泉城濟南到海濱青島—談老舍在山東的生活與創作》、《詩人老舍與老舍的詩作—關于老舍舊體詩創作的若干問題》、《從“出版委員”到“雜志主編”—老舍編輯及參與創辦的報刊》、《通俗易懂，飽含深意—老舍的筆名和別名》等篇。 在這類論文中，《宗教家老舍與老舍的宗教》一篇最值得關注。若干年前，老舍與宗教的關系即已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老舍論集》作者也曾發表過關于老舍與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關系的文章。該文在綜合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若干新見，如指出：“老舍在青少年時期也曾經受到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因而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老舍既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一位宗教家。”這是全新的命題。該文又提出：“他（指老舍）除去早期寫過一批宗教論文、作過有關宗教內容的講演和參加過一些宗教活動之外，其宗教文化情結都體現在他的文藝創作之中，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明顯的宗教文化痕跡。為此，讀者不僅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一個形形色色的教徒世界，而且在情節安排和語句表達上也顯露出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這是全新的表述。此外，《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也頗有份量。老舍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對于其文藝創作影響甚大，這是老舍研究界的共識，也是許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探索重點。該文按照時序依次對老舍人生經歷中的“出生—家世”、“私塾—小學”、“中學—師范”、“校長—督學”、“教員—文書”、“初戀—結婚”等剖面進行了細密之致的考證，所列舉的原始資料十分珍貴，十分難得！可謂集老舍早年生涯研究成果之大成，足以想見為此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但鑒于原始資料仍嫌不足，所以該文對老舍早年生涯的描述仍遺留下不少重要的缺環，譬如，1922年老舍為何事負氣辭去督學職務，1923年老舍又為何事辭去天津南開中學教職，1924年老舍通過何種途徑出國執教，1930年返國后緣何執教濟南齊魯大學等。 第三類論文是對老舍社會交際及文壇交往狀況的系列考證，包括《人生旅途中的良師益友—對老舍影響與幫助最大的六個人》、《齊魯大地逢知己—老舍與山東文化名人》、《著名作家與愛國將軍的“文緣”—老舍與馮玉祥交往始末》、《“文協總管”、“南洋孤客”與“文協”—老舍與郁達夫的未了情》、《難以忘記，也難得相聚—老舍與趙清閣的深厚友誼》等篇。 這組系列文章著意于考證對老舍人生旅程和創作道路有過重大影響的幾位師長或友人，從這個意義上看，《人生旅途中的良師益友》恰好可借用來作為該組系列文章的總標題。過去，作者曾在《談對老舍影響和幫助最大的八個人》一文中指出：“在老舍一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都遇到了對他發生重大影響和幫助的人，他們是：母親舒馬氏、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師’、北京師范學校校長方還、職業宗教家寶廣林、作家許地山、愛國將領馮玉祥、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周恩來、夫人胡絜青。如果沒有他們的影響和幫助，那就很難說后來會不會有一個人民藝術家的存在了。”這八個人中，有給予老舍生命教育者，有給予老舍思想影響者，有給予老舍政治指導者……惟獨缺少曾給予老舍藝術砥礪的友人。為此，作者在新著中又增補了郁達夫、趙清閣兩位，使這個缺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關于老舍與郁達夫的交往，作者試圖“僅就兩人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工作的密切配合以及作出的巨大貢獻，來展示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質言之，其視野尚不夠開闊。關于老舍與趙清閣的交往，作者則縱筆他倆近30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從抗戰期間的“武漢相識”、“山城相處”，到解放前夕的“翹首相望”，乃至到生命終點的“無淚相別”，無論是藝術上的互助或生命中的關懷，皆以無可辯駁的原始資料予以佐證。但該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破除坊間籠罩在他倆關系上的“神秘色彩”，或澄清社會上關于他倆的“傳言”或“流言”，尚有待學者們的評價和讀者的明鑒。作者坦言：“由于筆者目前尚缺乏確切的資料，所以不便信口開河。因為嚴謹的學術研究是要有確鑿的資料來論證的，而不是靠主觀武斷地下結論就能令人信服的。本文只是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對老舍和趙清閣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進行了一些梳理，歡迎批評指正。”當然，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出現不同觀點和看法是很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說，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張先生治學極其重視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他在《〈老舍年譜〉編后記》中這樣寫道：“筆者所確定的《老舍年譜》的修訂原則是：一律核對原件，以確保資料的準確性；力求每一條、每一款都盡量摘錄當時、當地報紙雜志的原始記載，藉以尊重歷史并力求重現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他的這個“原則”也在其新著中得到了貫徹，故稱其學術份量厚重如山也似并不為過。然而，在采用文獻史料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老舍研究時，可否非親見的原始資料不取，是否非當時、當地的原始記載不用，還須慎重斟酌。勿庸諱言，其新著中《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藝術家”—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