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合訂本:叁輯 節選

1951年到甘肅
小引
我因找到了半個多世紀前參加土地改革時的筆記本，回憶和反思那一段經歷就有些依據了。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制訂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我們當時在“蔣管區”，卻也在（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民聯小組內學習討論過。那時我已知道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因此，認為毛澤東講過新民主主義就是新三民主義，然則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實現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遺愿而已。沒有實際政治經驗，也沒有政治頭腦，雖置身于國共兩黨決死斗爭的格局之中，卻沒有了解此時此刻解決土地問題的現實政治意義，根本沒想到這是給同盟者以實際利益的重大舉措，借以動員廣大的貧雇農團結在保衛勝利果實的旗幟下，從兵源和物資兩個主要方面支援前線，同時結束抗戰中止于減租減息、容納地主階級聯合抗戰的局面，劃清階級陣線，孤立并打擊封建地主階級，鞏固后方政權。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沒有下過鄉，沒有農村生活的直接經驗，有關農村生活的見聞都是從書本上看來或輾轉得于傳說。我想象中的地主，已經不是魯迅筆下的趙太爺和魯四老爺們，而是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里的人物，還有古元、彥涵木刻里的形象。我們在討論封建剝削的時候，一時對利滾利“驢打滾”叫不順嘴，有人就解釋說，就像欠人一頭騾子，還債時得算成大騾子下了小騾子，小騾子又下小騾子，加倍翻番；我們這些城市中學生鬧不清騾子是絕后的。我們熱烈地討論，要理解《土地法大綱》及其指導下的實踐將比減租減息遠為徹底地消滅封建剝削，消滅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使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過幸福生活。
我們的理解，在一般原則層面上是不錯的。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當時試點已有的實踐，特別是群眾發動起來的后果，預計達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現過哪些問題，這個背景不清，我們始終只能停留在理論上的歡呼擁護。偶爾聽到學校里或社會上對農村土（地）改（革）負面現象的議論，條件反射地斷定為造謠誣蔑；有一個功課不錯待人也無可挑剔的同學，家在良鄉，經過土改，似是劃為地主的家庭遭到“掃地出門”，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結為還鄉團反攻騷擾，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軍，并走極端，投向特務（或特務外圍）組織。我起初因對他印象較好，不相信他這一選擇，證實無誤以后，對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卻沒有從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體政策的制訂或執行，是否發生了什么偏頗，在消滅封建剝削性質的土地制度時，對一般地主和惡霸地主有沒有加以區別，對地主分子和地主階級一般家庭成員有沒有切實給予生活出路，不使他們鋌而走險，從而*大限度地減少革命的阻力，減少革命運動的后遺癥。這都是后來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時一些“事后諸葛亮”式的想法；這些想法其實也是中共領導群眾運動曾經總結過的經驗教訓，曾經提示過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慮，當時我們這些置身于事外者根本沒有想到，而當時黨的各級干部本來是應該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應該防范于前、補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1948年4月在晉綏的講話中稍涉糾正土改中的“左傾”錯誤以外，多少年來公開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一樣，只有成績方面的正面陳述，而曾有的彎路、偏差、錯誤傾向直至侵犯了不該侵犯的人的利益，殺害了不該殺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訓也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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