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眼中的父親(大師顧隨) 節選

第二章 講壇生涯
十三、難以忘懷的習作指導
父親誠然是大學中的一位名教授，但是，他又絕不只是大學講壇上一個高高在上的“傳法大師”。那時的詩文詞曲課都是包括習作的，父親一如他在中學執教時一樣，一份一份仔細地評改指點，前文所記對弟子葉嘉瑩的習作指導并非特例（只是她課上作、課下也作，作的多獲得的指點自然也較他人為多）。父親對每一個學生都是如此，這樣一來，極為有效地提高了學生們創作的興趣能力。許多學生都把老師為他們批改評點的習作當做“珍藏品”加意保存。如果不是十年浩劫，將這些藏品蔸聚匯為一冊，加以影印，那將是怎樣的一份光彩耀目、別具風致的文化、教育資料！
盡管父親當年為學生評改的習作如今已所存寥寥，但它在學生們記憶中的鮮活印象，卻不會被歲月的流逝沖淡。早于葉嘉瑩師從先父顧隨的首都師大戚國淦教授，1988年著文回憶50年前燕京大學的詞選課：“讓先生費心的，是作業的批改。先生要求我們從小令到長調每周試填一首。……先生批改不但從格律、韻腳、平仄諸方面細加改正，而且在遣詞用字方面也加推敲，務求精練，以鼓舞大家不斷提高。我有一次忽發奇想，將英國詩人雪萊的一首《挽歌》譯成《菩薩蠻》送呈批閱。其中‘竟夜怒云堆，驚濤空淚垂’兩句，自己也不滿意。但是限于原著本意，自己又詞藻貧乏，搜索枯腸，無力改動。等到先生閱后發還，稿子上的‘堆’字改成‘稠’字，‘垂’字易為‘流’字，比起原來不知高明多少。”是啊，“竟夜怒云堆，驚濤空淚垂”，“竟夜怒云稠，驚濤空淚流”，兩字之易，境界頓升。為鼓勵學生們創作，父親還常將自己未完成的作品寫給學生，鼓勵學生續作，戚國淦回憶了這個情況：“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寫下半闋《減字木蘭花》：‘棲鴉滿樹，借問行人何處去；滿樹棲鴉，不信行人尚有家。’并說下半闋尚未想好，問我們誰能代為續上。……我私下里為此連續許多天苦思冥想，后來勉強湊成：‘嚴霜遍野，但愿行人歸去也；遍野嚴霜，哪個行人戀故鄉。”’這種師生合作的教學方式真可說是別開生面之舉！晚于葉嘉瑩師從先父顧隨的劉乃崇，現已是戲劇研究專家，至今保存著父親為他批改的幾份“詞選”課的習作，父親百年誕辰之際，以篆字條幅書《攤破浣溪沙》一首記其事以為紀念。更晚一些的師姐李文林女士記憶著老師為她評改文言文的經歷：
記得先生有一次給我們出了個作文題：《北平之冬》。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怎樣開頭好。剛好那時快到陽歷年了，用文言文來說也就是歲暮了，而對我們這伙窮學生來說，北平的冬天賜給我們的便宜食品要數凍柿子和烤白薯了，因此我認為這兩樣吃的能象征北平的冬天，于是我腦子里飄出個開頭來：“歲暮天寒，柿凍薯甘，北平之冬來臨矣。”不料作文發下來時，先生給這個開頭加上紅圈，還眉批道：“有小品文味道。”我看了十分驚訝，心想我還能寫出點小品文味道，要再用點功也許還能把作文寫好點。從此便更加認真對待“文選”課，將選文熟讀、背誦。等到快放寒假的時候，先生讓我們寒假時練習寫作，開學后交給先生看，但沒有規定篇數。我寫了五六篇，快把一個作文本寫完了，開學后交給先生，我想先生不過是檢查寫了沒有，誰知兩三周后作文本發下來時，我那大半本子作文每一篇都寫上了批語。
評改學生課外的習作本是教師“分外”之事，而父親卻從未因八方多難、自身病衰而絲毫懈怠。更晚于李文林師從先父顧隨的焦廉成，1948年初將自己的詞習作抄匯而為一集，請老師指點，父親給他的詞作匯集評語是：“詞筆輕倩正是少年人倚聲本色，欲求厚重須于詩中胎息之。”焦廉成體會出老師“批評鼓勵之情盡在其中”。這在肯定之中又為學生指出上進之路。
往事如煙，這些雖都是點滴記述，卻足見父親對青年學子的教誨，我想用嘔心瀝血來評價當是不為過分的。而今時代不同了，對一個大學的古典文學教師早已沒有了指導學生詩文詞曲創作的要求，但父親的行為與精神，對后人當是無言的激勵與鞭策。
十四、因勞成疾與病后復出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父親被任為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還兼任“附校（附屬中學、小學）委員會主任”。1995年春，我因教學工作去北京師范大學小紅樓宿舍請教鄧魁英教授，正巧聶石樵教授也在家，這是我**次與聶先生見面，他知道我是顧隨的女兒，十分親切地回憶起往事。聶先生說：“1949年我入輔仁大學的時候，正是顧先生任系主任，開學迎新的會上，顧先生對我們說，在國文系，我這個系主任是配角，在座的老師們才是唱主角的。我沒有什么能力，但我能請我的好朋友馮至、楊晦、李何林……來給你們講課。”后來，為了《顧隨和他的世界》，聶石樵先生又特地撰寫了《先師顧羨季先生印象記》，文中更詳細地記述了迎新會上的情況：
我們**次見到先生，是入學后在國文系舉行的迎新會上。會址是在二院的小禮堂。當時我們全班同學不到四十人，大家都靜坐等待系主任的來臨。不久，在同學們的盼望下，先生在系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到了，大家一齊鼓掌歡迎。先生面戴眼鏡，身著長衫，看上去很文雅，一副教授風度，講話時他先講自己患病和身體狀況，次致歡迎辭，*后說：“我這是‘副末’開場，好戲還在后頭呢。”這一者說明今后上課的名教授很多，二者勉勵同學們努力學習。講話非常得體。
在父親擔任系主任期間，確曾請了好友馮至來講“杜甫研究”、楊晦來講“文學理論”。父親自己病重不能上課時，還請了弟子、戲曲研究家吳曉鈴來講“元曲”。那時，這些講座都是沒有報酬的，父親一個不掌握學校財權的系主任、自己又沒有“經濟基礎”的窮教授，這些名家完全是由于與父親的交情而來。
父親一介書生，本沒有行政工作的能力與經驗，教課、會議加上繁重的行政事務，使多年病痛纏身的身體終于不能支持，到9月底已是不能授課，所以聶石樵先生在迎新會后第二次再見到老師已是去探望病中的老師了：
我們第二次見到先生，是在高年級同學帶領下去探望先生的病。當時先生住在李廣橋西街（即今天的柳蔭街），我們到先生家去，詢問了先生的身體狀況，還談到了其他有關學習的問題，都記不清了，只見他床頭上放置一部貫華堂本《水滸傳》，他告訴我們，他準備把《水滸傳》譯成英文。同時送我一本《游春記》（其他高年級同學，他已經送了）。作為剛入學的學生。先生如此厚愛，我感到很榮幸。
從聶石樵先生的記述看，父親當時并沒有意識到病情的嚴重，還抱有譯《水滸傳》的雄心。父親的確喜歡《水滸傳》這部小說，尤其喜歡前七十回，他說“英雄排座次”之后的小說就沒有意思了，在父親的建議下，我上初中時讀的**部古代小說就是《水滸傳》。父親的病勢卻一天比一天嚴重，到1949年底，竟至因心臟痼疾暈倒，終于大病不起，不得不暫時離開執教達三十年之久的講壇，經過教育部特準退休養病。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還沒有完善的病休、勞保、公費醫療制度，父親以53歲的年齡獲準退休，月月能從輔仁大學①領到退休金，盡管數額不多，已經是特殊的待遇了，父親可以較為安心地養病了。
到1952年春，父親病情漸漸痊可，他先是恢復了臨寫碑帖的日課，進而作章草的研究，至9月份就恢復了詩詞的創作。至1953年初，病后**次出山是在北京圖書館朗誦杜詩，他在2月18日接到了“北圖”的邀請函：
羨季先生：我館應讀者要求，擬在本月底舉辦“愛國詩人杜甫”講演會。已商請馮至先生主講，為使讀者對杜甫作品更多領會及欣賞起見，擬增加朗誦節目，久仰先生對中國文學研究有素，詩詞朗誦尤為擅長，因特函奉邀，敬祈惠允，無任感荷。此致敬禮。
北京圖書館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
父親接受了邀請，到會作了杜詩朗誦。據當年參與這次講演會組織籌備工作的馮寶琳先生回憶：“當日會場上座無虛席，講讀者全神投入，聆聽者十分專注，秩序井然。兩位主講大師，同是研究杜詩的專家，又是幾十年過從甚密的摯友，彼此靈犀相通，配合默契，使講演精湛，朗讀傳神，收到了相得益彰極佳的效果。盛會結束時，兩位大師攜手謝幕三次……”①
這是父親大病三年后**次參加社會活動。大病初可，有了復出工作的可能。好友馮至考慮到他的身體條件，將他安排到中國社科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可他深愛著教誨青年的講臺生涯，還是接受了早年弟子、時任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王振華的邀請，到天津執教。他對當時在天津師院任教的另一位燕京大學時的弟子楊敏如說：“那里（指社科院）沒有學生呀！我不愿離開教學，離開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