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理論、實踐、工具、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易綱撰寫學術導讀) 相關資料

學術導讀

設計好正向的政策和財務激勵機制，
支持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商業可持續，是發展普惠金融應堅持的基本原則。只有堅持商業可持續，才能有效理順激勵約束機制，使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金融機構才能持續向普惠客戶提供有質量和效率保證的金融服務。同時，商業可持續也是金融機構不斷發展和開展業務創新的必要前提，從而不斷開發更好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好地滿足普惠客戶的金融服務需求。普惠金融往往采用“保本微利、薄利多銷”的盈利模式，但歸根結底仍要考慮商業可持續問題，本質上應是商業性金融。
與此同時，由于普惠金融具有較強的社會效益，政府部門往往會提供一定的政策和財務支持，這也是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助力。在這方面，最核心的問題和難點，是如何把握好政策支持的力度，并有效防范道德風險，確保市場仍然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通過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運用利率優惠再貸款或激勵資金，引導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以市場化方式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特定領域，在充分促進普惠金融健康發展的同時，保持了政策的總量適度、有進有退，保障了市場機制持續發揮作用，有效防范了道德風險，支持了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
一、發展普惠金融是滿足弱勢群體金融服務需求的有效手段
2015年國務院發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強調，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是當前我國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普惠金融的主要目標是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
（一）重視滿足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
金融排斥是指直接或間接地排斥弱勢群體獲得正規金融服務的現象。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指出，金融排斥不僅源于金融機構從某一地區撤并營業網點，還在于居民雖然存在金融服務需求，但因市場或社會經濟因素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

學術導讀

設計好正向的政策和財務激勵機制，

支持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商業可持續，是發展普惠金融應堅持的基本原則。只有堅持商業可持續，才能有效理順激勵約束機制，使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金融機構才能持續向普惠客戶提供有質量和效率保證的金融服務。同時，商業可持續也是金融機構不斷發展和開展業務創新的必要前提，從而不斷開發更好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好地滿足普惠客戶的金融服務需求。普惠金融往往采用“保本微利、薄利多銷”的盈利模式，但歸根結底仍要考慮商業可持續問題，本質上應是商業性金融。

與此同時，由于普惠金融具有較強的社會效益，政府部門往往會提供一定的政策和財務支持，這也是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助力。在這方面，最核心的問題和難點，是如何把握好政策支持的力度，并有效防范道德風險，確保市場仍然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通過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運用利率優惠再貸款或激勵資金，引導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以市場化方式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特定領域，在充分促進普惠金融健康發展的同時，保持了政策的總量適度、有進有退，保障了市場機制持續發揮作用，有效防范了道德風險，支持了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

一、發展普惠金融是滿足弱勢群體金融服務需求的有效手段

2015年國務院發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強調，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是當前我國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普惠金融的主要目標是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

（一）重視滿足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

金融排斥是指直接或間接地排斥弱勢群體獲得正規金融服務的現象。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指出，金融排斥不僅源于金融機構從某一地區撤并營業網點，還在于居民雖然存在金融服務需求，但因市場或社會經濟因素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

不同收入的群體都應享有平等獲得金融服務的權利。金融排斥的直接后果是使弱勢群體難以獲得金融服務。普惠金融致力于消除金融排斥，以服務弱勢群體為主要目標。

農村是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主戰場，通過不斷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創新適合“三農”特點的金融產品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促進普惠金融發展。

（二）積極借鑒普惠金融發展的歷史經驗

普惠金融是在消除金融排斥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的。分析普惠金融發展歷程，有利于探究發展經驗、吸取教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行穩致遠。

從國際實踐看，20世紀70—80年代開展的小額信用貸款是普惠金融的早期實踐，典型代表是孟加拉國尤努斯博士通過小額信用貸款支持農村婦女脫貧致富而獲得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2005年，聯合國開展小額信貸年活動，強調按照市場化方式，實現千年發展的首要目標“根除極度貧困和饑餓”，普惠金融在全球“開花結果”。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全球陷入金融危機，此后引發了對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較低者過度發放住房按揭貸款的反思，帶動了對普惠金融發展邊界的思考。2011年，普惠金融聯盟發布的《瑪雅宣言》提出了檢驗普惠金融發展成果的量化標準及指標體系，探討了發展普惠金融的具體方向。同時，普惠金融也日益受到二十國集團（G20）高度重視，自2010年起，G20每年發布促進普惠金融發展倡議，在中國推動下，2016年提出《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

從國內發展看，早在20世紀30年代，一批仁人志士就開始了探索“救活舊農村”的鄉村建設，重要舉措之一是發展鄉村普惠金融。代表性案例包括，費孝通提出發展信貸合作社，支持鄉村工業發展，解決農民生計問題；梁漱溟在山東鄒平鄉村建設試驗區設立農村金融流通處，方便農戶貸款，支持農業合作發展；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鄉村改造試驗中，倡導發展農民合作銀行，幫助農民獲得低息貸款。20世紀50年代，我國在發展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過程中，建立了以農村信用社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推動普惠金融發展。20世紀90年代，一些非政府組織依靠社會捐贈等，探索發展小額信用貸款支持扶貧工作，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如1993年杜曉山、茅于軾建立的河北易縣、山西臨縣小額信貸試驗等。2003年我國開始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中國人民銀行以“花錢買機制”為政策目標，提供了1 800億元央行專項票據資金支持，強化正向激勵，經2~5年的努力，在農村信用社滿足改革要求的前提下，該筆資金兌付成為農村信用社的資本金，填補了歷史上體制原因造成的資不抵債窟窿，鞏固提升了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主力軍地位。2006年，受國際小額信貸年影響，小額信貸迅速傳入我國，逐漸演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普惠金融。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發展普惠金融確定為國家戰略；2015年、2023年國務院先后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和《關于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普惠金融實踐不斷深入；2023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做好普惠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指明了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方向。

二、實現商業可持續是發展普惠金融的基本要求

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的動力是實現商業可持續，盈利模式是“保本微利、薄利多銷”，以持續向弱勢群體提供可負擔成本、適當有效的金融產品。

金融機構是供給普惠金融產品的市場主體。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是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的最終目標和持續動力，只有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才能確保金融機構成為普惠金融產品的強大供給主體，才能激勵其不斷創新普惠金融產品，更好地滿足弱勢群體普惠金融需求。

因此，應在實現商業可持續的基礎上，滿足普惠金融的機會均等要求，不應要求不計成本、甚至虧本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

（二）實現商業可持續的前提是提供可負擔成本、適當有效的普惠金融產品

金融機構只有提供符合弱勢群體需求的普惠金融產品，才能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

普惠金融產品應能夠滿足弱勢群體的適當有效金融需求。由于弱勢群體此前接觸的金融產品服務可能較少，其金融服務需求呈現逐步成長過程，而且其資產規模小、收入水平低，決定了更多需求的是比較基礎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存款、貸款、匯兌、支付等。同時，弱勢群體多缺乏合格抵質押品，金融機構往往需要依據其信用評級發放信用貸款，小額信用貸款成為主要普惠金融產品。當然，隨著普惠金融的深化發展，弱勢群體普惠金融產品需求也將升級換代，拓展至理財、基金等投資需求。

普惠金融產品應能夠滿足弱勢群體的可負擔成本能力要求，這一要求具有可行性：普惠金融服務對象的長尾化特征，決定了普惠金融產品的規模經濟特征鮮明，供給數量增加將會推動邊際成本、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實現薄利多銷。而普惠金融產品的初級產品特征，也可以充分運用金融機構現有的業務系統，不太需要投入高額的研發、創新成本。

（三）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的盈利模式

一是以保本微利方式向單個金融消費者提供普惠金融產品。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是弱勢群體，決定了金融產品價格只能處于覆蓋其可負擔成本的較低水平，只能對單個金融消費者以保本微利的方式提供金融產品。但不能因此認為普惠金融是政策性金融。二是普惠金融產品具有薄利多銷的特征。普惠金融的消費群體具有長尾化特征，決定了普惠金融產品的消費者數量巨大。三是如果能實現保本微利、薄利多銷的盈利模式，就能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普惠金融產品薄利和多銷的有機結合，形成良性互動循環，努力實現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發展。這是商業性金融的典型特征，普惠金融具有商業性金融屬性。

三、發展普惠金融需要適度有效的政策和財務支持

上述分析說明，發展普惠金融應堅持市場主導原則，可適當運用政府的支持政策推動普惠金融更好發展，財政政策和結構性貨幣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近年來，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在支持普惠金融發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

（一）適度有效的政策和財務支持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

一是外部主體支持的作用。首先，擴大金融機構盈利空間，增強發展普惠金融積極性。金融機構是市場主體，發展普惠金融是其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可借助外部主體支持，擴大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的盈利空間，增強其發展普惠金融的主動性。其次，降低普惠金融產品價格，減少金融價格排斥。金融機構按照保本微利、薄利多銷的盈利模式，降低金融產品價格，但仍可能超過部分弱勢群體的可負擔成本能力而引發金融價格排斥。可依靠外部主體支持，進一步優化金融產品定價，讓更多弱勢群體能夠獲得普惠金融服務。

二是發揮政策支持的重要作用。實踐中，外部支持主體可分為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部門。

非政府組織主要借助各種社會捐助等力量（如基金會、慈善機構等），獲得低成本甚至免費資金，以較低價格甚至免費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產品。但非政府組織商業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差，規模較小，難以成為推動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力量。

政府部門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貨幣政策等支持政策，在實現金融機構商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推動普惠金融全面發展。財政政策通過發揮財政貼息、貸款損失分攤機制、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等作用，激勵金融機構擴大弱勢群體金融服務。結構性貨幣政策是指在發揮市場配置金融資源基礎性作用基礎上，中央銀行通過建立激勵相容機制，運用優惠利率再貸款或激勵資金，激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特定領域。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從資金來源到運用方式再到管理模式都有顯著不同。中央銀行以資產負債表擴張創造貨幣，包括結構性貨幣政策在內的各項支出都要體現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花出的錢是資產，拿到錢的人會增加負債，這些錢將來還要收回，因此對于資金的管理更加嚴格，激勵約束強，資金長期運用的效率和安全性更高。財政則是以稅收為主要來源獲取資金，每年都重新確定收支安排，花的錢是“潑出去的水”，不會收回，拿到錢的人直接獲得收入，好處是可以幫助支持對象修復資產負債表，短期提振效果更加明顯。因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獨特的屬性，決定了二者都非常重要并相得益彰，需要形成合力才能最大化政策效果。

在實施過程中，結構性貨幣政策充分尊重金融機構意愿，通過定向掛鉤等方式，引導其按照市場化方式，自主發放普惠貸款，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具體表現為：商業銀行運用中央銀行的激勵資金，自主選擇項目發放貸款，自行承擔信用風險，發揮在識別項目中的專業性，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特定領域符合要求的企業。結構性貨幣政策通過銀行渠道傳導，不直接補貼企業，傳導效果較好，同時盡可能防范道德風險。

（二）結構性貨幣政策有力支持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

國際上，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在經濟危機時期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失效時，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為穩定經濟而進行的創新性嘗試。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貨幣政策應主要發揮短期需求管理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金融機構風險偏好降低，在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下也出現了“惜貸”現象，流動性淤積在金融體系。“金融加速器機制”放大了這種阻礙，導致寬松貨幣政策情況下長期利率依然過高。此時，出臺結構性貨幣政策，直接向小微企業等特定領域注入流動性，可以促進貨幣政策傳導。此外，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金融機構難以充分掌握借款人的真實情況，更偏向借款給大型企業或抵質押品充足的企業，這使得小微企業融資成為世界性難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對小微企業等特定領域的“定向滴灌”，可針對性地解決小微企業等薄弱領域的融資難題，優化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優化了金融資源的配置。

從我國情況看，結構性貨幣政策的主要表現為，中國人民銀行通過提供優惠利率再貸款或激勵資金的方式，引導金融機構自主決策、加大對特定領域的信貸投放，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再貸款工具是中國人民銀行將再貸款與金融機構對特定領域的貸款投放掛鉤，通過提供優惠利率再貸款激勵，引導金融資源投向實體經濟和經濟薄弱環節。激勵資金工具是中國人民銀行根據金融機構對特定領域的信貸投放，通過衍生品方式直接向其提供激勵資金，引導擴大普惠小微信貸投放。

四、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普惠金融發展效果良好

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注重加強與財政政策（如財政貼息）的有效配合，形成“幾家抬”政策合力，發揮了“四兩撥千斤”作用，有力支持了普惠金融發展。

（一）結構性貨幣政策發展歷程

主要經濟體的結構性貨幣政策主要顯見于應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沖擊。目前，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并有序退出。

我國是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先行先試者，以探索解決轉軌經濟面臨的更多結構性問題。1998年，我國貨幣政策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型，但也保留了部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近年來，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大起大落”的調控方式不同，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有著獨特的“居中之道”，即注重跨周期預調和跨區域平衡，在收緊和放松兩個方向都相對審慎、留有余地。在此背景下，我國進一步豐富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其精準滴灌功能，取得良好效果，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總量型政策的壓力，提升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

2020年以前。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的運用集中于普惠金融領域，主要是通過創設和運用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扶貧再貸款、再貼現、定向中期借貸便利等工具，引導金融資源流向“三農”、小微和民營企業等薄弱環節。目前，扶貧再貸款和定向中期借貸便利已完成階段性政策目標并順利退出。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我國進一步豐富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支持企業紓困解難，同時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前者主要是根據新冠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發展各階段的問題，分批次、有梯度出臺的3 000億元抗疫保供再貸款、5 000億元復工復產再貸款再貼現、1萬億元全面復工復產再貸款再貼現。后者主要是進一步拓展至服務經濟發展階段重點任務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碳減排支持工具，科技創新、普惠養老、交通物流、設備更新改造等專項再貸款。上述部分工具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并及時退出。

（二）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的主要模式

一是再貸款模式：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中國人民銀行長期運用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工具支持“三農”、小微企業融資，按照金融機構發放的合格貸款，等額提供優惠利率再貸款，引導其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擴大普惠信貸投放，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2023年末，以支農支小再貸款2.7萬億元，帶動牽引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分別達到56.6萬億元、70.9萬億元，為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度的21倍、26倍。

為打贏新冠疫情阻擊戰，2020年1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迅速創設3 000億元抗疫保供優惠利率再貸款，引導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擔風險發放抗疫保供優惠貸款，中央財政按照優惠貸款利率的50%貼息。優惠利率再貸款與財政貼息的有效配合，“幾家抬”政策合力的“四兩撥千斤”作用顯著。政策出臺至2020年5月5日，9家全國性銀行和10省市地方法人銀行向7 037家抗疫保供重點企業累計發放優惠貸款2 693億元，加權平均利率為2.50%，50%的財政貼息后，企業實際融資利率約為1.25%，撬動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抗疫保供企業提供信貸支持達到4.5萬億元。

二是激勵資金模式：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第一階段，創設兩項工具。202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創設兩項工具，支持應對新冠疫情沖擊：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首先，向實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應延盡延”政策的地方法人銀行提供其延期貸款本金1%的激勵資金。其次，按照實際發放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本金的40%，向地方法人銀行提供期限1年的優惠利率再貸款。兩項工具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撬動作用。2020年6月至2021年末，中國人民銀行通過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累計提供激勵資金217億元，撬動地方法人銀行延期普惠小微企業貸款本金2.2萬億元，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延期同類貸款本息16萬億元；通過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累計提供優惠利率再貸款3 740億元，支持地方法人銀行發放普惠小微信用貸款1.1萬億元，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同類貸款10.3萬億元。

第二階段，兩項工具接續轉換。2021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將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轉換為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按照地方法人銀行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增量的1%給予激勵資金；將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并入支農支小再貸款管理。該項政策效果顯著，截至2023年末，全國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到29.4萬億元、支持小微經營主體超過6 100萬戶、平均年利率為4.78%，分別較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2.54倍、增長2.23倍、下降1.9個百分點。

（三）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的經驗

一是保持總量適度。結構性貨幣政策應服從貨幣政策總量調控目標，規模應合理適度，避免對市場配置金融資源造成扭曲。目前，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余額占中國人民銀行總資產的比重約為15%、增量比重約為22%，與金融結構相似度較高的歐元區、英國、日本等處于同一水平。

二是有進有退。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短期內的正向激勵作用較為顯著，但隨著時間推移，金融機構會將其視為一種半永久甚至永久性補貼，激勵效果逐漸減弱，甚至產生道德風險。因此，應設置政策實施期限，政策到期后，應在科學評價實施效果和經濟金融形勢的基礎上，作出出政策工具是否按期退出，或進一步優化、延續的決定。這也是國際上中央銀行的通行做法。

三是建立激勵相容機制。堅持市場化運行，通過將優惠利率再貸款或激勵資金與金融機構的特定領域貸款數量掛鉤，引導其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擴大特定領域貸款。

四是建立約束機制，防范金融機構套利行為，避免道德風險。首先，金融機構自擔風險，做好自我監督。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優惠利率再貸款或激勵資金的方式給予激勵，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擔風險發放特定領域貸款。其次，加強工具管理運用的審計等，做好外部監督。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金融機構建立貸款臺賬，并聯合行業主管部門事后隨機抽查已發放貸款，若發現異常，將要求金融機構提供符合要求的新臺賬，或采取收回再貸款等措施，防范違規套取資金的行為。再次，做好信息披露，接受社會監督。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在中國人民銀行官網開設結構性貨幣政策專欄，按季度披露最新信息，保障政策工具全過程透明，接受社會監督。這也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的做法。

五是發揮政策協同效應。加強政策頂層設計，注重結構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的相互配合，發揮“幾家抬”合力，形成供給體系、需求體系和金融體系相互支撐的三角框架，引導金融資源投向共同關注的領域，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數字普惠金融:理論、實踐、工具、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易綱撰寫學術導讀) 作者簡介

穆爭社，經濟學博士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員，曾受聘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生導師。長期研究、實踐農村金融改革、數字普惠金融、貨幣政策。在《金融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被《新華文摘》《金融與保險》《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轉載10余篇。出版《農村普惠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信用社改革資金支持政策設計理念》等專著10部，負責數字普惠金融系列著作的翻譯工作。
丁鑫，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核心成員參研國家級科研課題3項，主持校級科研課題1項，在Finance Research Letters（SSCI Q1)、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SCI Q1）、《經濟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9篇，承擔多部數字普惠金融著作的主要翻譯任務。
穆博，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會計與金融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數字普惠金融。在《財經研究》《經濟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7篇，承擔多部數字普惠金融著作的主要翻譯任務。

穆爭社，經濟學博士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員，曾受聘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生導師。長期研究、實踐農村金融改革、數字普惠金融、貨幣政策。在《金融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被《新華文摘》《金融與保險》《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轉載10余篇。出版《農村普惠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信用社改革資金支持政策設計理念》等專著10部，負責數字普惠金融系列著作的翻譯工作。
丁鑫，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核心成員參研國家級科研課題3項，主持校級科研課題1項，在Finance Research Letters（SSCI Q1)、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SCI Q1）、《經濟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9篇，承擔多部數字普惠金融著作的主要翻譯任務。
穆博，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會計與金融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數字普惠金融。在《財經研究》《經濟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7篇，承擔多部數字普惠金融著作的主要翻譯任務。
張洋，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數字普惠金融。參研國家級、省部級科研課題5項，在SAGEOpen（SSCI Q1）、《財經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10余篇，獲得第二十一屆中國金融學會年會“銳思數據最佳論文”、數字金融開放研究平臺年度峰會優秀論文“先鋒獎’等，承擔多部數字普惠金融著作的主要翻譯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