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劍影:中國古代的兵器 相關資料

步、騎兵的發展對兵器的影響
談起東周時期步兵和騎兵的發展，必然要聯想起“毀車為行”和“變服騎射”兩則歷史故事，而這兩則故事又都是與對邊疆的古代民族作戰有關。

步、騎兵的發展對兵器的影響

談起東周時期步兵和騎兵的發展，必然要聯想起“毀車為行”和“變服騎射”兩則歷史故事，而這兩則故事又都是與對邊疆的古代民族作戰有關。

“毀車為行”，發生于公元前541年?！蹲髠?middot;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后，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由于山戎及群狄的軍隊是步兵，又在大原的山區作戰，晉軍戰車兵的缺點暴露無遺，所以不得不采取魏舒的主張，臨時放棄不適于山區作戰的戰車等笨重裝備，讓戰車上的戰士下車徒步作戰。許多不肯放棄車上戰士高于徒兵身份的人，以荀吳的寵臣為代表，不肯接受改為徒兵的命令，只有將他殺掉示眾，才順利地將戰車兵改編成步兵，排成五個互相呼應的陣。狄人看到晉軍臨陣才把戰車兵改成步兵，感到很好笑，結果輕敵致敗，沒等狄人排成陣勢，就遭晉軍迫近攻擊，狄人大敗。但這只是統帥依據戰場地形及敵我態勢，為了取得這一戰斗勝利選用的權宜之計，出奇兵以制敵，并不是此后晉軍就真全部“毀車為行”，撤除戰車兵，改以步兵方陣為軍隊主力兵種了。所以認為這次戰斗就是成建制組建步兵的開始時期，恐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可能打敗狄人以后，那些戰車兵依然回到自己的戰車上去，晉軍仍是以戰車兵為軍隊主力。遲于這次戰斗幾乎半個世紀，即公元前493年的鐵之戰，就仍是一場典型的車戰。那次戰斗中趙簡子和為他御車的郵無恤和車右衛太子蒯聵的表現，則被認為是車戰中三個乘員的楷模：“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這也并不奇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裝備、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于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這里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悟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士兵成分的改變。”當幾十個分立的諸侯國終于兼并成了七個，中國歷史邁入戰國時期，社會性質不斷發生變化，各國紛紛變法，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僅靠士以上階層組成的戰車兵，難以滿足各國擴軍的需要，為了動員數量達到幾十萬的兵員參戰，只有將眾多的農民吸收到軍隊中來。士兵成分在改變，開始不光靠出身，只要多砍敵人首級，就可以晉爵升遷。同時社會生產水平不斷提高，其標志就是冶鐵煉鋼工業的發展，新銳的鋼鐵兵器得以大量裝備軍隊。同時，出現了新型的遠射兵器——弩。與僅靠臂力的弓矢相比，強弩不僅增大了射程和提高了殺傷力，還可以延時集中放射，萬弩齊發，對打擊戰車陣列極具威力。所以到戰國晚期，各國軍隊雖仍以戰車兵為核心，但擁有數量巨大的步兵部隊，以蘇秦到處游說時所引述的諸國軍力可見一斑。燕：“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趙：“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韓：“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魏：“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齊：“帶甲數十萬。”楚：“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張儀說楚王時說“（秦）虎賁之士百余萬，車千乘，騎萬匹”。雖然說客夸大之辭難以全信，但也反映出當時各國步、車、騎之間的比例關系，戰車約六百至千乘，騎兵約五千至萬匹，而步兵則多達數十萬眾。

還應注意到，在北方讓戰車上的乘員走下戰車是那樣困難，被認為是大丟面子而有失身份的事，但是在水網交錯的江南水鄉，笨重的駟馬戰車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那里的強國爭霸的軍隊主力一直是步卒，還有水軍和戰船。當吳王夫差引兵北上爭霸，主力亦為步兵方陣。因此適于步兵近戰的格斗兵器——劍，以吳越所鑄造的最為精良。

“變服騎射”，是趙武靈王于公元前307年開始實行的，目的是對付“三胡”，即東胡、林胡、樓煩。“三胡”都是善于馳馬射箭的游牧部族。趙國原來的主力部隊是駟馬戰車，笨重的戰車難于對付輕捷的騎士，處處被動挨打。為了爭取主動，趙武靈王不得不考慮學習敵人的長處，改變傳統的上衣下裳的服制，改穿“胡服”，也就是脫掉寬袍大袖的袍子，穿上褲子與窄袖短服，以便于騎馬射箭。趙武靈王欲胡服的主張，雖然得到樓緩、肥義等大臣的支持，但以公子成為首的王公貴族極力反對，趙武靈王力排眾議，親去說服公子成，終于出胡服令，組建騎兵，獲得了對三胡、中山的戰爭的勝利。趙武靈王曾宣言：“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但是趙武靈王最后的結局是頗為悲慘的，被公子成、李兌圍于沙丘宮餓死。趙武靈王變服騎射以后，趙國軍隊的主力依然是戰車兵和依附它的步兵。即使到趙武靈王變服騎射七八十年以后，名將李牧重組趙國軍隊時，還是以戰車兵一千三百乘為主，以騎兵一萬三千匹為輔，而在軍隊總數中，騎兵所占的比例也不過8%。終戰國之世，騎兵的比例仍不多，前引蘇秦、張儀等的說辭中所列各國軍隊，秦有兵員百余萬，只有騎萬匹；燕有數十萬軍隊，只有騎六千匹。均不及兵員總數的1%。

戰國時騎兵數量雖然不多，也沒有成為軍隊的主力兵種，但作為具有發展前途的新興兵種，已經發揮著與其他兵種不同的重要作用。依仗輕捷迅速的特點，常常擔負著突然沖擊、迂回包抄、斷敵糧道、追殲潰敵等任務。當時還認為“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閑，故名離合之兵也”，認為“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敵散亂；四曰迎敵擊后，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同時為了加強主力部隊的機動性，往往將車騎組編在一起，“輕車銳騎”配合戰斗。在軍事著作中，也開始有了關于騎兵的論述。竹簡本《孫臏兵法·八陣》中就講述了車騎參與戰斗的情況，并指出根據不同的地形，兵力布置也應有變化，“易（平坦）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

騎兵的發展又與供騎乘的成套馬具的完善分不開。但戰國時期的乘騎馬具還較原始，也顯示著騎兵處于尚待發展的初始形態。在考古發掘中獲得的有關戰國時騎兵的形象資料，目前只有陜西咸陽塔兒坡秦墓（28057號）中出土的兩件繪彩灰陶騎馬俑（圖4-7）。那座墓的年代估計在秦惠文王至秦武王時期，也就是公元前337—公元前307年之間，其時正與趙武靈王變服騎射相近。且秦人歷史上善養馬，又與趙國同樣需對抗戎狄人的侵擾，出現騎兵自在意料之中。這組陶騎俑制工較古拙，但還能從其觀察當時馬具的一般情況，可以看出轡頭由額帶、鼻帶、頰帶構成，大致與當時駕車轅馬的轡頭相同，因缺乏細部刻畫故未繪出馬鑣，但推測當時也是以銅銜與骨鑣控御馬匹。值得注意的是騎士直接跨在光背馬上，并無坐墊，恐非失誤忘繪，而是反映當時乘馬馬具尚較原始。在洛陽金村出土銅鏡背面的騎士刺虎圖像中，騎士蹲踞在馬背上而非跨騎，且足作獸爪狀，雖帶有神異色彩，但馬背上繪出韉或坐墊，胸前有鞅帶，較塔兒坡秦俑馬具稍顯完備（圖4-8）。

正是由于戰國時期，特別是到了戰國晚期，隨著步兵和騎兵的日益發展，生產大量適合于步兵和騎兵使用的兵器和防護裝具，成為各國當務之急。步兵必須裝備適合一個人體力負擔，并能長途行軍的兵器和防護裝具，《荀子·議兵》所講魏氏之武卒的裝備，應反映著當時步兵的標準裝備：“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至于騎兵，除了適于跨馬戰斗的成套馬具外，還需要適于馬上作戰的格斗兵器和防護裝具。格斗兵器要配合馬上格斗而長短適宜，更要與馬速沖擊相配合。防護軀體的鎧甲更要長短適宜便于騎乘，盾牌同樣要求其尺寸和形制合于跨馬戰斗。原來供車上戰士使用的成組合的長柄格斗兵器，以及厚重而長大的皮甲，都只適于在馬車運載的條件下戰斗，雖不適合徒步戰斗，有些還勉強可轉用于步兵，但那些供車戰用的長柄成套青銅兵器組合，特別是長大厚重的皮甲，卻根本無法轉用于騎兵部隊。改造已形成固定模式的車戰兵器，十分費力。剛剛誕生的鋼鐵兵器，恰好與步兵和騎兵同時走上戰爭舞臺，而且由于材質和制作技術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靠鍛打的鋼鐵兵器，很難與用鑄模成型的青銅兵器保持完全相同的外貌細部特征。例如將鐵劍鍛成銅劍側刃兩度弧曲的形貌，就是一個難題。所以有必要對傳統兵器的外形，進行適于鍛制技術的修正。這種修正，恰好與當時各國極需大量裝備步兵和騎兵的格斗兵器相契合，因此成批量生產的鋼鐵兵器，正是為了裝備步兵和騎兵。從燕下都44號墓出土的人骨和兵器，可以看出那正是一處埋葬陣亡步兵將士的叢葬坑，出土的鐵戟、矛、劍，外形已與同類青銅兵器有很大不同，正是適合步兵近戰格斗的兵器。

刀光劍影:中國古代的兵器 作者簡介

楊泓：1935年生于北京。中國美術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漢唐考古、中國美術考古和中國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其研究領域涉及古代物質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深耕兵器、車馬器、家具器用外，對佛教文物、壁畫、雕塑等也有非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