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 相關資料

這是一本非同尋常的美國外交通史著作。作者在多屆共和黨政府中擔任要職，深譜美國政府的運作，對美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都有豐富的知識和切身的體會。作者視野開闊，對兩個半世紀來美國各個歷史時期外交的政策和實踐、成就和經驗、錯誤和教訓做了深刻的反思和精要的闡述，還與相當多的美國外交史專家進行了反復切磋，實屬難能可貴。——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中美關系史研究會會長——袁明，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名譽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并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本書作者以“俱往矣”的氣概，在對前人成果進行批判吸收的基礎上，采取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即實用主義的路徑來總結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的經驗教訓。本書善講故事，把許多美國重大外交歷史事件以細節生動的故事形式講述，讀起來引人入勝、欲罷不能。書的最有價值之處在于對大量史實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精心梳理總結出“美國與世界接觸過程”中的五個傳統。——夏立平，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創始院長——姚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五個傳統
美國的外交經驗有一些積累下來的傳統。本書列出五個指導了美國的愿景和實用主義的外交傳統。這五個傳統都已經在在富蘭克林的故事里露過面了。雖然這些傳統中所包括的一些主題也是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但美國外交在應用它們的過程中還是有著明顯的美國特色。
第一，美國的注意力集中于北美——也就是它所處的這塊大陸——以確定美國的地理、面積、邊境、人口、共和國性質、安全、經濟和鄰國關系。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都試圖主宰過各自的區域，但只有美國成功地控制了整個大陸。今天，美國人的興趣仍然在他們自己的邊界、安全、人口跨境流動、商業、信息和環境上。21世紀，北美將成為美國在全球——尤其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權力部署中的基地。我們希望它成為盡可能最好的基礎。
美國領導人們有時會把大陸視角擴展到美國與美洲各共和國之間的特殊關系上。他們希望新世界的國家能改變舊世界的運轉方式。美國很可能將繼續追求西半球各國的伙伴關系承諾。
第二，美國的跨國科技貿易關系不僅決定了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也決定了政治乃至安全關系。美國的誕生始于殖民地人民抗議大英帝國侵犯他們的自由，而這些行為中就包括征收貿易稅。從建國開始，美國就把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聯系在了一起，并且堅信私人團隊應該肩負起商業使節的使命。美國的商人們踐行了一種新型的跨國國際主義。美國總是要求其他國家“打開國門”做貿易。20世紀，美國官員發現了貿易與金融和健康的經濟體、政治以及安全之間的聯系。美國創造了一種科學技術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依賴于大學和私營部門，還有聯邦撥款的支持。美國的企業家精神和跨國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21世紀，美國與貿易、科技和金融的關系將成為未來的秩序和伙伴關系的基礎。
第三，美國外交反映了美國人對同盟的態度，以及對國家間秩序關系的態度的變化。在建國之初的150年里，美國人一直都銘記著華盛頓和杰弗遜的警告，不與歐洲強國結盟。為了尋找替代方案，美國人嘗試了各種在安全的國際體系中保持國家獨立的方式。各共和州組成聯邦的經驗——尤其是在南北戰爭中的聯邦得以保留之后——也在數十年間影響了美國人對國家秩序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美國人依然會考慮貿易安排、國際法、軍備控制以及區域內的權力平衡。
二戰結束后，為了防止全球分裂和蘇聯建立霸權，美國組織起了規模空前的同盟體系。美國的同盟成為了一種新的政治-安全體系，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方面的互惠框架。美國的同盟伙伴大多數都是自由共和國，或是在和美國同盟后變成了民主國家。冷戰之后，美國調整了規模有所擴大的同盟體系，以適應新的設計。

五個傳統

美國的外交經驗有一些積累下來的傳統。本書列出五個指導了美國的愿景和實用主義的外交傳統。這五個傳統都已經在在富蘭克林的故事里露過面了。雖然這些傳統中所包括的一些主題也是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但美國外交在應用它們的過程中還是有著明顯的美國特色。

第一，美國的注意力集中于北美——也就是它所處的這塊大陸——以確定美國的地理、面積、邊境、人口、共和國性質、安全、經濟和鄰國關系。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都試圖主宰過各自的區域，但只有美國成功地控制了整個大陸。今天，美國人的興趣仍然在他們自己的邊界、安全、人口跨境流動、商業、信息和環境上。21世紀，北美將成為美國在全球——尤其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權力部署中的基地。我們希望它成為盡可能最好的基礎。

美國領導人們有時會把大陸視角擴展到美國與美洲各共和國之間的特殊關系上。他們希望新世界的國家能改變舊世界的運轉方式。美國很可能將繼續追求西半球各國的伙伴關系承諾。

第二，美國的跨國科技貿易關系不僅決定了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也決定了政治乃至安全關系。美國的誕生始于殖民地人民抗議大英帝國侵犯他們的自由，而這些行為中就包括征收貿易稅。從建國開始，美國就把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聯系在了一起，并且堅信私人團隊應該肩負起商業使節的使命。美國的商人們踐行了一種新型的跨國國際主義。美國總是要求其他國家“打開國門”做貿易。20世紀，美國官員發現了貿易與金融和健康的經濟體、政治以及安全之間的聯系。美國創造了一種科學技術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依賴于大學和私營部門，還有聯邦撥款的支持。美國的企業家精神和跨國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21世紀，美國與貿易、科技和金融的關系將成為未來的秩序和伙伴關系的基礎。

第三，美國外交反映了美國人對同盟的態度，以及對國家間秩序關系的態度的變化。在建國之初的150年里，美國人一直都銘記著華盛頓和杰弗遜的警告，不與歐洲強國結盟。為了尋找替代方案，美國人嘗試了各種在安全的國際體系中保持國家獨立的方式。各共和州組成聯邦的經驗——尤其是在南北戰爭中的聯邦得以保留之后——也在數十年間影響了美國人對國家秩序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美國人依然會考慮貿易安排、國際法、軍備控制以及區域內的權力平衡。

二戰結束后，為了防止全球分裂和蘇聯建立霸權，美國組織起了規模空前的同盟體系。美國的同盟成為了一種新的政治-安全體系，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方面的互惠框架。美國的同盟伙伴大多數都是自由共和國，或是在和美國同盟后變成了民主國家。冷戰之后，美國調整了規模有所擴大的同盟體系，以適應新的設計。

今天，特朗普總統和其他人對美國同盟體系的成本和作用提出了質疑。我在職業生涯中曾經和這些盟友合作，以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但我也認為美國可能需要重新對其同盟體系的范圍、承諾和共同承擔的責任做出評估。美國可能需要考慮能夠代替同盟體系——或與其互補——的官方和民間途徑，以繼續和各個國家及它們的人民保持合作和競爭。如果美國打算這么做，那么決策者可能就需要先審視一下美國最初為什么會同意和特定的國家建立同盟，以及美國是怎樣讓這些盟友起到好作用的。

第四，美國外交的主事者要懂得如何引導或回應公眾的態度。包括喬治·凱南在內，許多杰出的外交思想家都曾困惑于如何將外交政策融入民主共和國的體系內，并承認國會的權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都會在國會中尋找關鍵的盟友。許多的政治元素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美國外交的成功領袖需要在這些政治元素的架構下行事。

最后，美國外交反映出了這樣一種信仰，即美國是一個特殊的、正在進行的實驗，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關系上都是如此，而這個實驗應該為一個更高的目標而服務。美國的開國元老們都很用心地學習了他們那個時代的世界秩序。他們意識到，一旦他們的共和國實驗成功，那么就有可能改變當時存在的帝國秩序——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話說，就是“讓世界重新開始”。

1782年，國會秘書查爾斯·湯姆遜（Charles Thomson）拿出自己設計的美國國璽圖案請求批準，并解釋了這個圖案的象征意義（對美國國璽不熟悉的人可以找一張1美元的鈔票，國璽的圖案就印在背面）。國璽上畫著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共13層，象征著當時的13個州。金字塔上方畫著上帝之眼，下方則是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也就是“時代新秩序”。湯姆遜說，1776年象征著“美洲新紀元的開始”。第一個教我外交史的教授則說：“美國歷史上，有一個問題經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就是‘美國的’（American）到底是一個有地理限制的概念，還是一種更廣義上的描述”。

通過《獨立宣言》這樣的政治方式所表達的啟蒙思想屬于國際主義的范疇。建國后的兩個多世紀里，美國外交挑戰、征服并重塑了世界秩序。美國的使命應該是——或可能是——什么？人們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多年來也一直在演進。即使是在美國的權力巔峰期，美國外交也沒有接受當時的世界秩序。美國人總是尋求改變——他們通常都認為改變會通向進步。

美國人現在又在對如何讓國家實驗和國際目標同步起來的問題展開辯論。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現在美國又要再一次面對這個問題了，那就是美國是否應該塑造一個“時代新秩序”，以及該如何塑造。

本書后面要講的故事反映了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整本書都是建立在許多作家的學術工作基礎之上的，我會在注釋中一一說明。我也從自己的外交實務經驗出發，補充了一些我個人的解讀。你還可以看到對外交行為以及政策設計的評價。剛才講的五個傳統會在講述中體現出來，我也會在全書結尾講到近期的歷史時重新回顧這五個傳統。在你思考美國國際關系的未來之時，我也希望你能喜歡這些故事、人物和思想。

論美國 作者簡介

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1953年生，曾先后在美國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內任職，擔任過國務院顧問、副國務卿、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美國貿易代表以及常務副國務卿。他以卓越的外交和貿易談判能力而聞名，參與了兩德統一談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等，在其中起到過重要作用。卸任政府職務后，他曾出任世界銀行行長，推動了多項重要改革，致力于減貧和全球發展。佐利克現為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他獲得美國外交學院的安納伯格卓越外交獎，并多次被《外交政策》雜志評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佐利克是美國政界的“中國通”，任常務副國務卿期間開啟了中美戰略對話機制，并提出視中國為“利益攸關方”的外交新理念。他長期積極推動中美兩國的互動與合作，對中美關系穩定、正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