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歧路:19-20世紀的知識分化及其政治、文化場域 相關資料

在荷爾德林的時代，很少有歐洲人敢于涉足希臘這塊東方的土地，原因有二：其一是當時的長途旅行花費非常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其二是18、19世紀正值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與東方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世界激烈對峙的時期，俄土戰爭增添了歐洲人途經奧斯曼帝國去往希臘的旅途的風險。與荷爾德林比肩的另一位新人文主義者溫克爾曼亦因畏懼路途艱險，主動放棄了前往希臘觀察藝術的機會。因此，占據當時歐洲人頭腦的仍舊是地形學、風景和民族志意義上的希臘形象。尼采晚年曾對此付之以嘲笑，他說：“溫克爾曼和歌德的希臘……若衡之以歷史，便全都是錯的，［其心目中的希臘不是古代的，］而是現代的，真的！”

荷爾德林卻與眾不同。他對19世紀在歐洲方興未艾的地理學、地圖學乃至地緣政治學非常熟悉。從小說《許佩里翁》的情節看，詩人洞悉拿破侖在戰場上運用精確描繪的地形圖對敵軍展開攻伐的情況，對地圖學在現代戰爭中所發揮的卓越功效有深刻了解。奧斯特哈默表明，荷爾德林在成為抒情詩人的過程中對地點和道路的描述愈來愈準確，在其成熟期的作品中幾乎找不到任何這方面的錯誤和混淆之處。詩人并不限于指出某個地點而已，而且還對當地的風土人情了如指掌：“不僅是他的施瓦本，以及他在美因河和萊茵河畔的家鄉，即便其心目中的希臘也并非是位于地圖上某個模糊的地方，是一個烏有之鄉，而是坐落在愛琴海之濱。”

在奧斯特哈默看來，《許佩里翁》表現的1768—1794年的俄土戰爭與1796年拿破侖入侵埃及，以及隨后發生的歐洲列強對奧斯曼帝國的干涉，這些事件打破了已經維持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之久的東西方大國間的力量平衡。自此之后，歐洲人才把注意力轉向了東方或者亞洲，于是在歐洲出現了所謂“神話的、詩歌的、民族志的、地緣政治學的、親希臘的和基督教的東方，以及試圖將東方納入種種歷史哲學構造的等級序列和發展階段模式中的做法”。后者正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明等級論”話語的緣起，它最終構成了西方思想家所羅織的從歐洲出發、將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加以普遍化的世界歷史進程——這一普遍歷史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又演變為具有全球性的現代性敘事。

文明的歧路:19-20世紀的知識分化及其政治、文化場域 作者簡介

梁展，文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從事比較文學、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有《尋找新的主體：19世紀的革命、政治與共同體話語》（即將出版）、《帝國的想象：文明、族群與未完成 的 共 同 體》（2023） 等； 譯 有《歷 史 的 天 使： 羅 森茨維格，本雅明，肖勒姆》（2017）、 《牛津西方哲學史第四卷·現代世界中的哲學》（2007）等；編有《全球化話語》（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