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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中葉之前，人們對于“審美”這樣一種人類活動的認識，是用“趣味”或者“品味”（英文中是同一個詞——taste）這樣的詞來描述的，這個詞可以描述一頓飯、一件衣服，或者一個人，也可以描述山水、園林或某種藝術品。除了提供“愉悅”，人們并不覺得這種活動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認為這種“愉悅”是“好的”（fine）或者“優雅的”（elegant），它只是“享樂”的一種特殊形式。1750年之后人們開始用“aesthetics”這個不恰當的詞來命名審美活動，并且賦予了它超越于“感性”與“愉悅”之上的許多“意義”，審美甚至成為一種教育、救贖與解放的手段。然而兩百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們的時代，文化的大眾生產似乎放棄了對于審美的價值期許：凡是源自感性的愉悅，都被劃到了“審美”名下，快感、刺激、新奇感、欲望的挑逗、驚栗體驗……都被納入審美，這是一個泛感性的時代，這是一個泛審美（pan-aestheticization）的時代。泛化往往意味著取消，如果不甘心審美的消失，就需要反思一下，審美這種人類活動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價值在哪里。
在18世紀之前，對“審美”的研究與反思，一直不是哲學或者人文學科的一個獨立領域。出于美學史研究的需要，我們把古老詩學的創作論部分、造型藝術創作與欣賞的理論部分，以及修辭學的理論部分，特別是形而上學中關于本體的“完善”以及本體之顯現部分，都納入“美學”的學科體系中，但真正問出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審美”？這是啟蒙現代性的一個部分。提出這個問題，既是哲學進入認識論階段之后的一個副產品，也是人類精神成熟的一個“必然”。作為一個副產品，感性認識的性質及其意義是哲學中的認識論不得不回答的一個問題；作為人類精神成長的“必然”，精神愉悅的途徑與方式，以及人類感知世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情感現象及其意義，特別是一個認識論的希冀——通過直觀而達乎理念，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人類的理性去追問人類心靈中非理性的部分對于認識和人生的意義。這個“必然”使得“審美”稀里糊涂地以“aesthetics”這個不恰當的詞作為自己的名稱，也迫使人類把“審美”作為一個獨立的反思對象進行研究。
這一提問是一個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18世紀。這個事件的前提是人們對于人類的文化“創造”的期待與反思。當維柯在1725年或者更早一點提出“詩性智慧”這個概念的時候，他和許多17、18世紀的哲學家一樣，相信“自然”是“神”創造的，其中包含著我們必須接受的“先驗和諧”與“規律”，但在人文歷史領域，無論是語言修辭還是歷史遺跡，都是人類創造力的結果。如果說理性是一種“自然的能力”，人類還有其他的屬人的能力，正是這些能力決定著人類可以具有“創造力”。為此，維柯提出了與理性不同的“詩性智慧”。

在18世紀中葉之前，人們對于“審美”這樣一種人類活動的認識，是用“趣味”或者“品味”（英文中是同一個詞——taste）這樣的詞來描述的，這個詞可以描述一頓飯、一件衣服，或者一個人，也可以描述山水、園林或某種藝術品。除了提供“愉悅”，人們并不覺得這種活動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認為這種“愉悅”是“好的”（fine）或者“優雅的”（elegant），它只是“享樂”的一種特殊形式。1750年之后人們開始用“aesthetics”這個不恰當的詞來命名審美活動，并且賦予了它超越于“感性”與“愉悅”之上的許多“意義”，審美甚至成為一種教育、救贖與解放的手段。然而兩百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們的時代，文化的大眾生產似乎放棄了對于審美的價值期許：凡是源自感性的愉悅，都被劃到了“審美”名下，快感、刺激、新奇感、欲望的挑逗、驚栗體驗……都被納入審美，這是一個泛感性的時代，這是一個泛審美（pan-aestheticization）的時代。泛化往往意味著取消，如果不甘心審美的消失，就需要反思一下，審美這種人類活動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價值在哪里。

在18世紀之前，對“審美”的研究與反思，一直不是哲學或者人文學科的一個獨立領域。出于美學史研究的需要，我們把古老詩學的創作論部分、造型藝術創作與欣賞的理論部分，以及修辭學的理論部分，特別是形而上學中關于本體的“完善”以及本體之顯現部分，都納入“美學”的學科體系中，但真正問出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審美”？這是啟蒙現代性的一個部分。提出這個問題，既是哲學進入認識論階段之后的一個副產品，也是人類精神成熟的一個“必然”。作為一個副產品，感性認識的性質及其意義是哲學中的認識論不得不回答的一個問題；作為人類精神成長的“必然”，精神愉悅的途徑與方式，以及人類感知世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情感現象及其意義，特別是一個認識論的希冀——通過直觀而達乎理念，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人類的理性去追問人類心靈中非理性的部分對于認識和人生的意義。這個“必然”使得“審美”稀里糊涂地以“aesthetics”這個不恰當的詞作為自己的名稱，也迫使人類把“審美”作為一個獨立的反思對象進行研究。

這一提問是一個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18世紀。這個事件的前提是人們對于人類的文化“創造”的期待與反思。當維柯在1725年或者更早一點提出“詩性智慧”這個概念的時候，他和許多17、18世紀的哲學家一樣，相信“自然”是“神”創造的，其中包含著我們必須接受的“先驗和諧”與“規律”，但在人文歷史領域，無論是語言修辭還是歷史遺跡，都是人類創造力的結果。如果說理性是一種“自然的能力”，人類還有其他的屬人的能力，正是這些能力決定著人類可以具有“創造力”。為此，維柯提出了與理性不同的“詩性智慧”。

維柯認為，作為人類認識能力的“直觀”與“想象”也可以達到一般性，并且是創造性的。他以神話、寓言、宗教，甚至形而上學為例，它們得以產生的認識機制不是源自理性，而是一種前理性能力，在直觀與想象背后，隱藏著一種智慧。他把所有具有創造性的，都稱為“詩性”的，認為“詩”這個詞在古希臘時代就是“創造”的意思，人文社會領域中的一切現象與事物，相比于自然，都是人類創造的，因此維柯在前面都加上了“詩性”一詞。而“智慧”一詞，一方面是追尋一般性，另一方面是追求完善，追求人的實現，同時也是為意志與實踐立法并促成實踐目的的實現。“詩性智慧”這個概念在原初意義上是具有創造性的人類思維能力，但維柯把它和理性思維對立起來，強調想象力和感性意象在思維中的基礎性作用，因而詩性智慧的含義就收縮為詩性思維或者形象思維，成為憑想象進行思維創造的能力，即通過感性形象認識、表達和呈現一般性的能力，它是記憶、想象、創造三者的融合。

維柯關于詩性智慧的研究實際上揭示出“藝術創作”與“審美”具有獨特的認識論根基，它與理性認識是不同的。他意識到這是一種認識的“智慧”，但沒有從認識論的角度進行單獨區分。

區分是由鮑姆嘉通完成的，這個德國人在1730年到1750年之間，從認識論的角度對人的“感性”認識，包括“審美”進行了分析。什么是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是指，在嚴格的邏輯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總和”。他把感性認識歸納為“表象能力”，但這種能力不僅僅是簡單的直觀，不僅僅是感性雜多的獲取能力，而是一種“思維”，具有一種類似理性的能力。他先給出了他認為的“類似理性”能力：（1）認識事物的一致性的低級能力，（2）認識事物差異性的低級能力，（3）感官性的記憶力，（4）創作能力，（5）判斷力，（6）預感力，（7）特征描述的能力。這些能力顯然是與低級認識能力相通的。而后他解說“理性”，用了智慧（wit）、特性、證明、普遍性、提煉（reduce）等詞。在沒有進行邏輯層次區分的情況下，又羅列了統一性（indifference）、愉快（pleasure）與不愉快。關于愉快與不愉快，他的解釋很有趣，愉快或不愉快源自對對象完美或不完美的直覺，也源自對對象真實或不真實的直覺，真實帶來愉悅，不真實則帶來不悅。盡管愉悅或不愉悅是從感性上表現出來的，但它源自理性對于真實的認識與區分。之后，欲求（desire）也被列出來，并且被分為高級欲求與低級欲求，并且從“自發”“選擇”與“自由”的角度分析欲求。這個序列再加上想象力（同時代的哲學家們有時用幻想、虛構等詞來表達與“想象力”相同的意思），以及它們的基礎表象能力，這構成了他所認為的全部的aesthetics——“審美能力”或“感性能力”。鑒于這個詞是在討論鑒賞問題和今年人們所說的審美問題時提出的，因此這個詞被東方人譯為“美學”或“審美”，鮑姆嘉通作為命名者，成為“美學之父”。

審美進階 作者簡介

劉旭光，復旦大學博士，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青年長江學者。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近代以來中國藝術的審美理論話語研究》首席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上海市美術家協會理事，主要從事中西方美學史與美學理論以及藝術理論的研究。著有《海德格爾與美學》《歐洲近代藝術精神的起源——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文化與藝術》《“存在”之鏈上的美學——形而上美學的演進史》《藝術與真理》等，在包括《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在內的CSSCI 級期刊上發表論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