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重要會議史話 相關資料

下寺灣會議
(1935年11月3日)
下寺灣會議是指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中共其他黨政軍負責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秦邦憲)、王稼祥、劉少奇、彭德懷、李維漢、凱豐、李德、林伯渠等。這次會議分析了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集中討論了如何粉碎國民黨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紅軍行動方針及中共中央組織問題等。下寺灣會議是中共中央領導克服陜甘根據地危局的關鍵性會議。
一、會議召開的背景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根據地面臨著千鈞一發的嚴峻形勢。當時國民黨正調集大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根據地內部發生的“陜北肅反”也在惡性膨脹和蔓延，一大批陜甘根據地的領導人和革命中堅力量被殺害，陜甘根據地的開創者和主要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被逮捕，并遭受刑訊折磨，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時，國民黨規模空前的第三次“圍剿”正在發動。1935年9月26日，國民黨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蔣介石兼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統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山西等省區軍隊。國民黨軍在西(安)蘭(州)公路和平涼至寧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鎖線。"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陜甘蘇區周圍。國民黨方面部署在根據地周圍的軍隊有張學良部東北軍，有楊虎城部十七路軍，有陜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還有中央軍系統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圍剿”的兵力達十余萬人。9月中旬，第三次“圍剿”開始了。這次“圍剿”規模比以往歷次都大得多。“進剿”軍雖然在勞山戰役和榆林橋戰役中受到兩次沉重打擊，但“圍剿”沒有停止，仍在繼續。
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彭德懷回憶：“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吳起鎮，正是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張學良十余師向陜北蘇區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之時。敵第一線有董英斌軍四個師集結慶陽，準備由慶陽、合水夾葫蘆河東進；王以哲三個師集結洛川，準備北進；甘泉、延安各一個師駐守。第二線有西北軍楊虎城部兩個軍，還有東北軍數師，當時位置不明。”陜甘根據地的主力紅軍當時主要是由中央紅軍改編的紅一軍團和原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改編的紅十五軍團。紅十五軍團計6000人左右，紅一軍團7000余人。

下寺灣會議

(1935年11月3日)

下寺灣會議是指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中共其他黨政軍負責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秦邦憲)、王稼祥、劉少奇、彭德懷、李維漢、凱豐、李德、林伯渠等。這次會議分析了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集中討論了如何粉碎國民黨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紅軍行動方針及中共中央組織問題等。下寺灣會議是中共中央領導克服陜甘根據地危局的關鍵性會議。

一、會議召開的背景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根據地面臨著千鈞一發的嚴峻形勢。當時國民黨正調集大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根據地內部發生的“陜北肅反”也在惡性膨脹和蔓延，一大批陜甘根據地的領導人和革命中堅力量被殺害，陜甘根據地的開創者和主要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被逮捕，并遭受刑訊折磨，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時，國民黨規模空前的第三次“圍剿”正在發動。1935年9月26日，國民黨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蔣介石兼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統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山西等省區軍隊。國民黨軍在西(安)蘭(州)公路和平涼至寧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鎖線。"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陜甘蘇區周圍。國民黨方面部署在根據地周圍的軍隊有張學良部東北軍，有楊虎城部十七路軍，有陜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還有中央軍系統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圍剿”的兵力達十余萬人。9月中旬，第三次“圍剿”開始了。這次“圍剿”規模比以往歷次都大得多。“進剿”軍雖然在勞山戰役和榆林橋戰役中受到兩次沉重打擊，但“圍剿”沒有停止，仍在繼續。

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彭德懷回憶：“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吳起鎮，正是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張學良十余師向陜北蘇區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之時。敵第一線有董英斌軍四個師集結慶陽，準備由慶陽、合水夾葫蘆河東進；王以哲三個師集結洛川，準備北進；甘泉、延安各一個師駐守。第二線有西北軍楊虎城部兩個軍，還有東北軍數師，當時位置不明。”陜甘根據地的主力紅軍當時主要是由中央紅軍改編的紅一軍團和原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改編的紅十五軍團。紅十五軍團計6000人左右，紅一軍團7000余人。

陜甘根據地發生的錯誤肅反也激化了根據地內部的矛盾。時任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勛后來回憶：“在這大敵當前的緊要關頭，由于‘左’傾路線的推行，競然在革命隊伍內進行所謂‘肅反'。他們始則誣蔑劉志丹‘右傾’,進而誣陷他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最后干脆給他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還使用欺騙手段，把他抓起來。凡是陜甘邊根據地縣以上干部，紅二十六軍營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來。我當時身為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也被他們抓了起來，別的同志更不用說。”“‘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倒行逆施，使親者痛仇者快。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乘機搗亂，一些縣發生了‘反水'現象，根據地一天天縮小，出現了空前嚴重的危機。”°由于錯誤肅反的惡性蔓延，也嚴重影響了原陜甘根據地紅二十六、二十七軍與由鄂豫皖根據地轉戰而來的紅二十五軍的關系。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楊尚昆回憶：“后來，我們見到八十一師師長賀晉年時，他就說，如果中央不來，我們就要同二十五軍他們打起來了。”

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轉戰陜甘根據地之際，陜甘根據地已到了千鈞一發的危急時刻。根據地內部錯誤肅反惡性膨脹，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隨時都有可能遭遇不測。根據地外國民黨大軍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如何粉碎這次規模空前的“圍剿”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此時，陜甘根據地處于“千里雷聲萬里閃”的險境，稍有不慎這塊中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根據地就有丟失的可能。

延安時期重要會議史話 作者簡介

孫云，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并發表相關論文數篇，出版過多部該研究領域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