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建史話 相關資料

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指的是從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落腳吳起鎮，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 解放軍總部東渡黃河的13年崢嶸歲月。延安時期是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由小變大、由 弱變強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注重加強自身建設，是黨的建設成就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毛澤東 形象地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稱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 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 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把黨建設好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不僅具有務實豐富的內容、靈活管用的方法，還具有長遠深邃的戰略考量。回顧延安時期黨的建設歷程和經驗，不僅對我們學習和研究“四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新時代黨的建設的深化和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理與 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全方位加強黨的建設，切實解 決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轉敗為勝的 歷史性轉變。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保證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 在延安的崛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是毛澤東首次提出的重要 概念，在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 一文中，毛澤東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的建黨經驗，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 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他把建設這樣一個黨稱之為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這一偉大工程使黨在政治上團結統一，從而能夠承擔起領導人民進行艱苦革命斗爭的重任。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教訓，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全黨深刻認識到只有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有效避免黨的分裂。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加強黨內政治建設的顯著標志。1943年3月，黨中央調整領導機構，確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規定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從組織程序上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隨著黨的七大勝利召開， 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度團結統一，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斗爭方式和革命道路，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勝利 走向更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指的是從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落腳吳起鎮，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 解放軍總部東渡黃河的13年崢嶸歲月。延安時期是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由小變大、由 弱變強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注重加強自身建設，是黨的建設成就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毛澤東 形象地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稱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 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 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把黨建設好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不僅具有務實豐富的內容、靈活管用的方法，還具有長遠深邃的戰略考量。回顧延安時期黨的建設歷程和經驗，不僅對我們學習和研究“四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新時代黨的建設的深化和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理與 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全方位加強黨的建設，切實解 決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實現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轉敗為勝的 歷史性轉變。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保證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 在延安的崛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是毛澤東首次提出的重要 概念，在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 一文中，毛澤東深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的建黨經驗，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 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他把建設這樣一個黨稱之為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這一偉大工程使黨在政治上團結統一，從而能夠承擔起領導人民進行艱苦革命斗爭的重任。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教訓，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全黨深刻認識到只有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有效避免黨的分裂。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加強黨內政治建設的顯著標志。1943年3月，黨中央調整領導機構，確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規定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從組織程序上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隨著黨的七大勝利召開， 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度團結統一，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斗爭方式和革命道路，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勝利 走向更大勝利。

這一偉大工程使黨在思想上不斷成熟，從而能夠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建黨早期，黨內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絕大多數。黨中央到達陜北后，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又大量從工人階級以外的階級 成員中發展黨員，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更加嚴重。針對這種狀況， 延安時期堅持著重從思想上建黨，以解決共產黨員思想入黨的問題為目標，通過對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育和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教育，強調黨員個人的修養和加強黨性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為此，延安時期黨開展了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干部教育，毛澤東不僅大力倡導學習、帶頭學習，還經常親自為中央黨校、抗大、馬列主義學院、陜北公學等學校干部學員授課，并編寫干部學習教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領導都曾親臨干部教育第一線授課或作專題報告。在黨的領導人高度重視下，干部教育工作取得重大進展。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中深刻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原理，為確立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供了哲學方法論支撐。黨的七大把毛澤東 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果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鞏固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從根本上保證了黨的階級屬性和先進性、純潔性，為黨堅持初心和使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延安時期黨建史話 作者簡介

張亞澤，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并發表相關論文數篇，出版過多部該研究領域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