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文集·第1卷·中國圣書(一):書經、詩經、孝經 相關資料

《中國圣書》第一卷是理雅各為《東方圣書》貢獻的第一卷書。《東方圣書》是理雅各著名的同事麥克斯·繆勒主編的一套叢書，總計 50 卷，理雅各為之貢獻了6卷。理雅各 1876 年在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開始了中國語言文學教授的生涯，在他任職僅僅三年后便有了這卷書的出版。此前，理雅各在香港從事傳教事業，于 1867年從倫敦會退休，結束了他長達 20 多年的傳教士生涯，后來又于1870 —1873 年在香港佑寧堂（Union Church）擔任全職牧師。盡管如此，傳教期間的理雅各在很大意義上仍然堪稱一位漢學家。與英國國內許多普通基督徒一樣，理雅各是支持各個活躍在大清帝國的差會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特別關注理雅各如何把他對中國“圣書”的討論導向基督徒讀者。
作為教授，理雅各不僅要教授學院的課程，還要為整個牛津大學開設講座。一般一年要開設兩次大學講座，這些講座大部分都被認真地記錄了下來，所以我們知道在 1879 年這卷書出版之前，理雅各沒有講過其中的任何一部儒經。只是在數年后的 1883 和 1884 年，理雅各才講了“中國年表”（Chinese Chronology）和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朝代，這就會提到《尚書》（理雅各喜歡稱之為《書經》）里的事件。后來他有一場“中國詩歌”的講座，應該會提到《詩經》。理雅各沒有開設過關于《孝經》性質或《孝經》注疏史的講座。
另外，在 1879 年理雅各教授就在他的正常課程中講授“中國歷史”，而且在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繼續與學生一起學習不同的史書，尤其是《史記》。從 1886 年開始他才為部分課程講授了部分《詩經》，但《孝經》本身從未成為任何課程的指定讀物。
理雅各貢獻的這一卷《中國圣書》是不同尋常的，因為它包含
了理雅各曾在《中國經典》系列翻譯過的兩部儒經，包括《書經》（《中國經典》第三卷，1865 年）和部分《詩經》（《中國經典》第四卷，1871 年）。后幾卷《中國圣書》都沒有包含之前出版過的經書。那么，問題就來了，理雅各是否只是重印了之前他已經翻譯和闡釋過的《書經》和《詩經》？這樣的問題顯然有些意外。理雅各作為專注于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的譯者和闡釋者，這樣的問題將揭示他學術生涯的許多面相，將表明他是如何認真地重新思考那些翻譯的。我們將看到改譯的地方并不多，但這些改變揭示了理雅各在智識上長期浸淫于中國古典文本，這不僅是他在牛津大學的學術模式，更是在他到牛津大學之前就養成了。另外，它也表明理雅各的翻譯和闡釋并非“完美”，也不是沒有錯誤，但這些翻譯和闡釋是他在學術上孜孜不倦追求的結果。這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可在本導讀所附的兩份表格中看出。

《中國圣書》第一卷是理雅各為《東方圣書》貢獻的第一卷書。《東方圣書》是理雅各著名的同事麥克斯·繆勒主編的一套叢書，總計 50 卷，理雅各為之貢獻了6卷。理雅各 1876 年在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開始了中國語言文學教授的生涯，在他任職僅僅三年后便有了這卷書的出版。此前，理雅各在香港從事傳教事業，于 1867年從倫敦會退休，結束了他長達 20 多年的傳教士生涯，后來又于1870 —1873 年在香港佑寧堂（Union Church）擔任全職牧師。盡管如此，傳教期間的理雅各在很大意義上仍然堪稱一位漢學家。與英國國內許多普通基督徒一樣，理雅各是支持各個活躍在大清帝國的差會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特別關注理雅各如何把他對中國“圣書”的討論導向基督徒讀者。

作為教授，理雅各不僅要教授學院的課程，還要為整個牛津大學開設講座。一般一年要開設兩次大學講座，這些講座大部分都被認真地記錄了下來，所以我們知道在 1879 年這卷書出版之前，理雅各沒有講過其中的任何一部儒經。只是在數年后的 1883 和 1884 年，理雅各才講了“中國年表”（Chinese Chronology）和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朝代，這就會提到《尚書》（理雅各喜歡稱之為《書經》）里的事件。后來他有一場“中國詩歌”的講座，應該會提到《詩經》。理雅各沒有開設過關于《孝經》性質或《孝經》注疏史的講座。

另外，在 1879 年理雅各教授就在他的正常課程中講授“中國歷史”，而且在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繼續與學生一起學習不同的史書，尤其是《史記》。從 1886 年開始他才為部分課程講授了部分《詩經》，但《孝經》本身從未成為任何課程的指定讀物。

理雅各貢獻的這一卷《中國圣書》是不同尋常的，因為它包含

了理雅各曾在《中國經典》系列翻譯過的兩部儒經，包括《書經》（《中國經典》第三卷，1865 年）和部分《詩經》（《中國經典》第四卷，1871 年）。后幾卷《中國圣書》都沒有包含之前出版過的經書。那么，問題就來了，理雅各是否只是重印了之前他已經翻譯和闡釋過的《書經》和《詩經》？這樣的問題顯然有些意外。理雅各作為專注于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的譯者和闡釋者，這樣的問題將揭示他學術生涯的許多面相，將表明他是如何認真地重新思考那些翻譯的。我們將看到改譯的地方并不多，但這些改變揭示了理雅各在智識上長期浸淫于中國古典文本，這不僅是他在牛津大學的學術模式，更是在他到牛津大學之前就養成了。另外，它也表明理雅各的翻譯和闡釋并非“完美”，也不是沒有錯誤，但這些翻譯和闡釋是他在學術上孜孜不倦追求的結果。這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可在本導讀所附的兩份表格中看出。

如表所示，1879 年前理雅各不僅出版了《書經》的完整譯本，而且還有兩個完整的《詩經》譯本（一個為散文體，一個為英文韻律體）。但他之前從未出版過《孝經》的譯本。他為《東方圣書》準備的所有這些譯本與《中國經典》最大的不同是，它們僅以英文呈現，而《中國經典》則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呈現。鑒此，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經典》針對的不僅是英文讀者，也包括中文讀者，而且在翻譯《中國經典》時理雅各還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幫助；但《中國圣書》針對的僅僅是英文讀者，是理雅各獨立完成的。

我們還應論及本卷書產生的背景，即理雅各其他方面的經歷和活動，但讀者可在《中國圣書》總論中發現有這些方面的詳細論述。其中包括理雅各對中國經書理解的加深，1873 年他最后一次離開香港之后到華北旅行的人生經歷，及至 1876 年他擔任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的教授。

理雅各文集·第1卷·中國圣書(一):書經、詩經、孝經 作者簡介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國著名漢學家，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儒蓮獎”首位獲得者（1875），曾在香港工作生活三十年時間。英語世界一部完整翻譯“四書”“五經”的學者，為西方漢學發展以及中國典籍西傳做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