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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把紐約和芝加哥這樣的城市中心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地震, 開始向各地輻射開來, 并可能對美國的小城鎮和城市的淺層文化(非主流的、 地方的文化) 造成更大的影響。 從表面上看,就像菲茨杰拉德的文學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故事一樣, 禁酒令時代可能被諷刺成是都市一小撮前衛人士的一次瘋狂旅行而已。但對細心的菲茨杰拉德讀者來說, 異常活躍的禁酒令亞文化反抗, 可以被視為是一個文化轉折點, 是對可接受的資產階級禮儀的界限和規范模式的破壞和重新談判。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城市工業文化的興起和世界大戰的大災難之后, 禁酒令的文化風暴, 把整個國家都帶進了越來越多的人追求的“自我實現、 快樂和在某些休閑領域的解放”的理想——而這些理想其實是和新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特點非常契合的。禁酒令最終被證明是文化革命的助燃劑, 這一點讓促成這場改革的人們感嘆不已。

例如, 在大都市中心以外的更多年輕人, 外出飲酒是他們認同這個富裕的現代都市世界的一種方式。 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年輕人在大學校園里喝酒, 這是禁酒戰爭的意外后果, 也是讓公眾感到絕望的根源。卡內基理工學院校長塞繆爾·哈登·丘奇在1926年評論道:“在以前, 當男孩和女孩們舉辦派對和舞會時, 喝酒的行為一點也不引人注目……現在, 屁兜里隨時塞瓶酒什么的, 已經成為匹茲堡所有學生的一種固定習慣了———至少或多或少情況是這樣的。”學生報《威斯康星每日要聞》詼諧地評論道: “毫無疑問, 禁酒令反而激勵了年輕人學習飲酒。”

在全國越來越多的大學青年中, 喝酒與新的服裝風格和性規范緊密相連, 并且這些都是成熟的現代都市世界的標志。在遠離或者除了大都市夜生活中心之外的地方, 那些穿著時髦衣服的青年還敢公然地在公共場合抽煙喝酒, 這才是一種自信的、由內到外的個人解放。俄亥俄中西部校園報紙《燈籠報》上寫道:“我們做了所有那些長輩們不允許我們做的事情, 而且我們在知情的情況下明目張膽地做。我們‘玩游戲’……抽煙、像巫毒信徒一樣跳舞、穿低胸衣裙……當然, 還喝酒。”這些都表明, 俄亥俄的年輕人是在藐視老一套成規舊習, 他們接受了紐約等地富有的、引領潮流的現代文化年輕人的規范。

一直到禁酒令這場“高尚實驗”結束時, 即使是最堅定的禁酒令倡導者也發現, 他們試圖改變國家“更好的公民”的飲酒休閑習慣的嘗試, 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們最大的成就最終變成了一座“墓碑”, 墓碑下埋葬的是“可敬的”資產階級公共規范的仲裁者們———即倡導社會道德“純潔性”的改革者們。這些改革者早期的社會道德“純潔性”運動, 包括反社會罪惡和根除“販賣白奴”運動, 都只是約束了小部分的邊緣人群的休閑活動。 禁酒令限制了精英們的休閑方式, 但其嚴厲程度遠不及對窮人們的打擊沉重。可是這樣做, 在精英階層中引發了一種文化反抗, 這種反抗將永久地削弱“社會純潔性”改革者們的權威, 并對可接受的資產階級娛樂的界限重新進行了界定。 酒精走出了十年的“惡劣陰影”, 最終在資產階級的休閑、文學以及制度體系中獲得了鞏固性的地位。

對酒精的戰爭 作者簡介

作者：麗莎·麥吉爾（Lisa McGirr），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專攻20世紀美國史。著有《新美國史》等書，曾獲得新英格蘭歷史協會圖書獎。

譯者：張虹，西安石油大學副教授，2018—2019年美國威諾納州立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