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25:穩預期、促消費與擴內需 相關資料

以結構性改革擴消費穩增長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把需求不足所引發的各類問題與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加以區別。中國現階段的消費需求不足，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大體相同階段的均值相比，偏差達
到1/4~1/3,這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種結構性偏差。當我們探討需求不足這一議題時，必須明確需求不足并非投資不足，實際上在某些領域投資已經呈現過度的態勢，真正不足的是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因此，我認為現階段若要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精準定位重點與關鍵痛點，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包括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信等以發展型消費為主的服務消費；第二，以農民工群體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第三，以人為核心，推動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進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我國消費的這種結構性偏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長期以來我國存在著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導向。
其次，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嚴重滯后。城市居民在近年來憂慮和困擾的是教育、醫療、住房這所謂的“三座大山”,但實際上在這些方面缺口最大的并非城市居民，而是農村居民，特別是近3億的農民工群體，其中有近2億的進城農民工。
最后，我國城市化的比重與質量均處于較低水平。在與我國處于相同發展階段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城鎮化率普遍在70%,甚至在80%以上，而我國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6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8.3%。①在此，我要著重說明一下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性。相當一部分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與城市化水平有著密切關聯，例如教育、醫療和一些文化娛樂服務，如果居住在農村地區或者人口聚集程度較低的縣城，這些服務消費的可獲取性很低，難以達到較高水平。
此外，從宏觀背景來看，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在0.4以下時，收入差距處于較為合理的范圍，而我國前些年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基尼系數約為0.45甚者更高。具體而言，我國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約為4億人口，大體占總人口的1/3。這就導致了我國消費市場出現了增長斷層的現象，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整體消費動力不足。

以結構性改革擴消費穩增長

劉世錦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近兩年來，中國經濟在疫后復蘇進程中雖歷經波折，但總體上展現出回升向好的態勢。然而，宏觀經濟也面臨著總需求水平持續下降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指標——GDP(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也就是總體價格水平已連續七個季度呈現負增長態勢，這一狀況在近幾十年從未出現過。鑒于此，中央對當前經濟形勢予以了高度關注，202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將提振消費列為九項重點工作之首，此前相關部門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擴需求、穩增長的政策舉措。2024年10月之后部分數據開始有所好轉。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把需求不足所引發的各類問題與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加以區別。中國現階段的消費需求不足，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大體相同階段的均值相比，偏差達
到1/4~1/3,這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種結構性偏差。當我們探討需求不足這一議題時，必須明確需求不足并非投資不足，實際上在某些領域投資已經呈現過度的態勢，真正不足的是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因此，我認為現階段若要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精準定位重點與關鍵痛點，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包括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信等以發展型消費為主的服務消費；第二，以農民工群體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第三，以人為核心，推動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進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我國消費的這種結構性偏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長期以來我國存在著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導向。
其次，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嚴重滯后。城市居民在近年來憂慮和困擾的是教育、醫療、住房這所謂的“三座大山”,但實際上在這些方面缺口最大的并非城市居民，而是農村居民，特別是近3億的農民工群體，其中有近2億的進城農民工。
最后，我國城市化的比重與質量均處于較低水平。在與我國處于相同發展階段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城鎮化率普遍在70%,甚至在80%以上，而我國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6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8.3%。①在此，我要著重說明一下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性。相當一部分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與城市化水平有著密切關聯，例如教育、醫療和一些文化娛樂服務，如果居住在農村地區或者人口聚集程度較低的縣城，這些服務消費的可獲取性很低，難以達到較高水平。
此外，從宏觀背景來看，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在0.4以下時，收入差距處于較為合理的范圍，而我國前些年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基尼系數約為0.45甚者更高。具體而言，我國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約為4億人口，大體占總人口的1/3。這就導致了我國消費市場出現了增長斷層的現象，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整體消費動力不足。
為了防止短期內經濟出現過快下滑的局面，采取適度規模的刺激措施是必要的。關于這一點，我個人也曾發表過相關見解，但在此我要強調的是，刺激政策并非規模越大越好，因為刺激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歐美國家近年來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從財政角度而言，它們也設有財政的中期平衡框架，即要求在數年時間內實現財政收支的平衡。我們實施刺激措施，短期內是為了穩定經濟，更重要的是為了給推動一些更為根本性、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結構性改革爭取時間與空間。
所以，我們既要重視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應，更要深刻認識到改革的長遠意義與緊迫性。不能僅僅關注刺激政策而忽視改革，那種認為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短期內難以見效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事實上，部分改革措施一旦實施，其效果就能夠迅速顯現，短期內就能產生積極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清晰地理順刺激與改革之間的關系，運用“刺激 改革”的協同策略，在較短時間內集中精力解決制約消費需求，尤其是服務消費需求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難題。
關于擴大消費的思路與方法，我們可以借鑒治理污染的理念來進行闡釋。
一種方式是末端治理，例如“直升機撒錢”式的發放消費券，也就是在消費水平較低時，直接向社會大眾無差別地發放消費券或者現金。這種方式在短期內確實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在發放消費券的當月，消費數據可能會出現明顯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能否持續?下個月又會怎樣?消費券能否精準地發放到低收入階層手中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即使消費券能夠順利發放到他們手中，他們固然可以用其購買一些商品，然而他們所面臨的更為關鍵的是住房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醫療保障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發放消費券對這些深層次的難題無濟于事。
另一種方式是中端治理，比如在處理債務負擔問題時，由于大量債務是向銀行借貸形成的，如果將刺激性資金直接用于償還債務，那么相當一部分資金將會回流到銀行體系，而銀行要把這些資金貸出去也是有難度的。當然，在債務化解過程中，有一部分資金能夠用于解決企業拖欠的費用，其中部分資金會轉化為員工工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帶動消費，但是這種帶動效應的規模究竟有多大是不確定的。當相關機構的債務負擔減輕、需要重新推動增長時，很有可能會再次選擇擴大投資、上馬大型項目的傳統路徑。如此一來，我們就會發現投資規模持續擴大，而消費狀況卻依然沒有實質性改善，這將導致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方式才更為有效?我認為應當采取源頭治理的辦法，即將資金重點投入能夠最大限度擴大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需求效應最為顯著的人群與環節之中。并且，這不僅僅是一次性簡單救助，而是“花錢建新制度”,形成一種長期可持續、能夠有效解決我之前所提及的消費結構性偏差的制度性安排。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中國經濟2025:穩預期、促消費與擴內需 作者簡介

劉世錦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首席顧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黃奇帆
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北京市“十五五”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曾任重慶市市長、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漢權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曾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成本調查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