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之際佛教傳播中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 相關資料

編者的話

《歐亞備要》叢書所謂“歐亞”指內陸歐亞（Central Eurasia）。這是一個地理范疇，大致包括東北亞、北亞、中亞和東中歐。這一廣袤地區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動，內陸歐亞各部（包括其周邊）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聯系。因此，內陸歐亞常常被研究者視作一個整體。
盡管司馬遷的《史記》已有關于內陸歐亞的豐富記載，但我國對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長期落后于國際學界。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并開始急起直追，嚴格說來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當時篳路藍縷的情景，不少
人記憶猶新。
由于內陸歐亞研究難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礙往往多于其他學科。這也體現在成果的發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數既少，錯訛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論著終于絕版。
有鑒于此，商務印書館發大愿心，選擇若干較優秀、尤急需者，請作者修訂重印。不言而喻，這些原來分屬各傳統領域的著作（專著、資料、譯作等）在“歐亞”的名義下匯聚在一起，有利于讀者和研究者視野的開拓，其
意義顯然超越了單純的再版。
應該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時期、出版單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對象的不同，導致諸書體例上的差異，這次重新出版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調整，其余保持原狀，無意劃一，借此或可略窺本學科之發展軌跡也。
愿本叢書日積月累，為推動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研究起一點作用。
余太山

編者的話

《歐亞備要》叢書所謂“歐亞”指內陸歐亞（Central Eurasia）。這是一個地理范疇，大致包括東北亞、北亞、中亞和東中歐。這一廣袤地區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動，內陸歐亞各部（包括其周邊）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聯系。因此，內陸歐亞常常被研究者視作一個整體。

盡管司馬遷的《史記》已有關于內陸歐亞的豐富記載，但我國對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長期落后于國際學界。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并開始急起直追，嚴格說來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當時篳路藍縷的情景，不少

人記憶猶新。

由于內陸歐亞研究難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礙往往多于其他學科。這也體現在成果的發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數既少，錯訛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論著終于絕版。

有鑒于此，商務印書館發大愿心，選擇若干較優秀、尤急需者，請作者修訂重印。不言而喻，這些原來分屬各傳統領域的著作（專著、資料、譯作等）在“歐亞”的名義下匯聚在一起，有利于讀者和研究者視野的開拓，其

意義顯然超越了單純的再版。

應該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時期、出版單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對象的不同，導致諸書體例上的差異，這次重新出版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調整，其余保持原狀，無意劃一，借此或可略窺本學科之發展軌跡也。

愿本叢書日積月累，為推動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研究起一點作用。

余太山

初版后記

對于那些悲天憫人的慈悲智者，我從心底里深深地敬仰他們；對于如我一樣在天地間如螻蟻生存的微弱生命，我期望能同他們在人類良善的平民智慧中息息相通。這就是我要把佛教社會史的研究作為自己博士論文選題的主

要原因。當然，學術道路的選擇是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造就的，學術境遇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1995 年我考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陳維禮先生讀碩士研究生，1998 年，以“六朝義疏的產生及相關問題考略”為題獲得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2001 年我考回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張鶴泉先生讀中國古代史博士

學位，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史。一入學，張老師便在授課的時候主張我們幾名博士生以秦漢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問題為主要研究取向，這樣在學術問題的把握和學術的地緣方面都會有一些相對的優勢。仔細考慮，這確實是一

個很好的建議，也非常適合我，我是個性格粗疏的人，喜歡北方草原地區的那種粗獷、開闊，做北方歷史的研究應該是比較順暢的，至少契合性格。由于有讀碩士期間對于佛教文獻閱讀和把握的基礎，隨后，我就確定了“魏晉南北朝佛寺考”這樣一個比較大的題目。但是做了多年的編輯工作，對于原始文獻的關注和閱讀就顯得比較薄弱，所以當時對這個問題也沒有多少自信，至少是不太了解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可用資料的數量等方面的狀況。幸好，我的導師張鶴泉先生是個對于學生認真負責的老師，他的不厭其煩的督促和引導，使我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很快進入了研究狀態。

2002 年，由于吉林大學研究生院的推薦，我獲得了臺灣“中流與喜馬拉雅基金會”的大陸青年學者基礎研究獎助，記得主持此事的臺灣大學政治系曹俊漢教授在一次學術懇談會上非常關切地說：“做這樣的冷僻研究是很辛苦的，你只要做出來，我們就一定資助出版。”遺憾的是，《魏晉南北朝佛寺考》最終因為涉及范圍過大、工作量艱巨而不得不中途放棄。后來，我以“北朝佛寺考”為題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初步定出一個寫作提綱交給導師張鶴泉先生。張老師在幾經推敲之后，建議我還是以其中的一部分 —“北方佛教社會群體”為題展開考察，這樣就進一步縮小了研究的范圍，避免了在寬泛的研究領域內漫無目的地四面出擊，有利于深入展開研究。至此，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終于確定為“3—6 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這是我同導師共同探討、努力的結果。

學術論文的寫作是一個精神愉悅的過程，當然也免不了會有一些艱難，但艱難僅僅是思維的曲折而已。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張鶴泉先生同我有過很多次的關鍵性問題探討，為我理清了寫作中出現的一些比較紛繁的頭緒。從

同門師兄沈剛先生的書房中借來的大堆資料和參考書，為我的資料查詢工作提供了方便，減輕了不少負擔。2006 年 6 月，論文完成并進入答辯程序。華南師范大學教授、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李憑先生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尊

敬的詹子慶、陳恩林、呂文郁、張鶴泉、王彥輝、許兆昌諸先生組成了答辯委員會，給我的論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修改建議；嚴耀中、陳長琦、牟發松、張金龍等先生作為論文評議人，非常認真負責地對全文存在的問題做了

仔細校正，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和意見。上述各位先生的意見，使我文中的很多錯誤之處甚至一些相當低級的錯誤得到了及時糾正，衷心地感謝他們辛勤的勞動和真誠的指正，尤其感謝牟發松先生的鼓勵。

認認真真地去完成一篇博士論文，確實是一件重要的甚至莊嚴的事情，從心底來講，我從來不敢有半點松懈，我想我的至親好友也是如此考慮的，岳父母和妻子晏宗杰的大力支持至關重要。我大學時期的老師雷紫翰教授多

年來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撐之一，他持續十多年不斷的引導和幫助，為我走上學術道路廓清了很多糊涂的認識。碩士時期的導師陳維禮先生為我尋找各種資料，甚至從其朋友的書架上硬將一些他認為有用的書給我借了過來。可是

一向硬朗瀟灑如年輕人的陳先生竟在 2005 年因病仙逝，這對我也是一個不小的沖擊。維禮老師是我如師如友的慈悲長者，是我人生轉折點上一個無法抹去的身影。從他的言傳身教中，我得到了關于人生的很多慰藉與感悟。過

去的艱難生活和草根出身所賦予我的許多不良的狹隘思想，就是在陳先生的影響下漸漸淡化的，如果我在今后的歲月里能成為一個寬厚的人，都應該歸功于陳先生，感謝這個悲天憫人的老人。我相信學術也是植根于生活的，我

的生活中出現的長者們總是給我各種關懷和啟迪，陶冶我粗野的底色逐漸走向溫和。為了我的成長，尚蘭英等我的幾個姐姐付出了慈母一樣的辛勤，而我無以為報。有時候，真的希望自己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能獨立完成自己選

擇的事情。可惜，我很渺小，所以免不了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也像個寄生蟲一樣耗費親友的力量，牽扯甚廣而所獲寥寥，真是慚愧得很。

讓我感到慰藉的是，由于張鶴泉先生的厚愛，我的這篇論文被推薦列入了吉林大學邊疆考古中心的出版資助行列，能夠得以出版，這對我來說是學術上的一份沉甸甸的收獲，衷心地感謝我的老師 —一個直率、可愛的先生，一位嚴謹認真的學者。我相信在一些成就的后面，總是凝聚了很多人的力量，為此，我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劉艷副主任為本書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深深的謝忱，正是你們的不懈努力和辛勤爭取，使我得到了一個展示學術成果的機會。

可能是出身草根的緣故，心底里一直對官家哲學或官家歷史的那些堂而皇之的東西，有一種植根于血液的排斥感，所以希望自己能研究和關注底層人的“草根歷史”。我還非常仰慕那些能認真生動地“描述”歷史的歷史學

家，多么希望自己能從《左傳》、《史記》這樣生動鮮活的歷史典籍中學習到一丁半點的史學智慧，寫一篇生動鮮活的歷史文章。可惜我還是寫了這樣一篇語言干巴、內容寡淡的分析型論文，雖然這比較符合歷史學研究的規范，

然而我還是認為一個學習了多年歷史學的人，只能寫這些半通不通的所謂專業論文，不能成為一個“描述歷史”的人而成為一個拼湊詞語的人，真的是一種極大的遺憾。

幸好，我的導師給了我最大的包容和鼓勵性理解，我賴以謀生的雜志社集體是如此具有溫暖色彩，使我能在一個寬松的環境中生長出一些可愛而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也是一種幸運。為此，我借這一方文字，對幫助和關懷我

的朋友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2008 年 5 月 8 日

后  記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3—6 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于2008 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納入《歐亞備要》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修訂版。鑒于原版書名過長，斟酌再三，為精練起

見，還是改名為《漢唐之際佛教傳播中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原本想在這個標題前面加個概括性詞語“慈悲眾生”，后來還是接受出版社建議，將其刪去 —這樣主題更精練，意蘊更明確。內容也做了一些增補，主要是消除文字錯訛、完善注釋要素、增加修正部分論述，但整體改動很小。原版有一些隨文插圖，修訂版全部撤下，因為文字描述比較清晰，沒有圖版也不影響閱讀和理解。2019 年 3 月份，我由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調到寧波大學，由小編轉為教師，研究領域也從早期佛教史轉向了動物史的研究。工作性質不同，研究方向調整，學術興趣與生活心態有較大變化，因此，再次仔細閱讀、思考和修改將近 20 年前的學術作品，自然感觸良多。在修訂工作初期，我的研究生洪寅欣同學協助我校訂、補齊了注釋，晏宗杰老師協助編制了索引。2024 年的夏天真是個酷夏，本書校稿期間，我承擔的國家重點課題“漢唐時代的動物傳播與文明交流研究”書稿也到了最后的交稿期限，7 月份在寧波家中站著工作，居然會領略到腿腳腫脹的滋味，也是很深刻的記憶。很喜歡濟慈的那句詩：“地球是生長靈魂的河谷！”我很忐忑，大半生陷在如本書這樣鮮有人讀的文字工作中，我的靈魂真的在這個河谷中得到如彼岸所望的生長了嗎？在此岸，恐怕只能忐忑了。

2024 年 9 月 5 日

漢唐之際佛教傳播中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 作者簡介

尚永琪，1969年生，甘肅省民樂縣人，歷史學博士，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理事等職。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佛教傳播史、絲路文明史、形象史學與動物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