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視野與思想的視野:明清哲學高端論集知識的視野與思想的視野:明清哲學高端論集 前言

吳根友
這本論文集是明清哲學高端論壇“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里的明清哲學研究”部分參會論文的結集，文集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很難“一言以蔽之”是關于什么主題的論文集。但在方法論上，卻貫穿著比較哲學的方法與視野。近十幾年來，我在做比較哲學研究的過程中，越來越發現“視野”之于哲學研究的重要性，故當時以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為明清哲學研究的雙眼，以拓展現當代明清哲學與學術研究的領域。
作為學者，一生都要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不斷增加新知識，不斷學習、吸收新思想。我把此兩件事情提升為一種學術化的表達，即拓展自己的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所有的新思想都是知識，但并非所有的知識都直接地、現成地屬于思想。不過，就現代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一些新的知識經過量的積累，會慢慢改變我們對一些問題，尤其是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因此，從長遠的角度看，新知識的增加有益于哲學思想的改變。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總是與新的知識體系有關。哲學與宗教、藝術的思維不同，它是一種理性的認識，追求清晰與明白。而在認知上達到清晰與明白，就必須將認識建立在科學認知的基礎上。宗教與藝術，有時要依賴于直覺。但作為理性思維的典型形式，哲學思維主要依賴于理性認知。即使是哲學上的直覺，也是依托哲學理性思維之上，然后超越理性思維的結果，傅山將老子“絕學無憂”一句中的“絕學”理解為“絕河”之絕，即經過而超越，可以作為哲學思維中的直覺與理性關系的一種妙解。否則，哲學的直覺就與癡人說夢沒有什么區別了。就中國傳統哲學而言，哲學理性思維不只是單向度地依賴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認知，它同時也依賴于人類社會的實踐知識與理論總結。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不斷地刷新著傳統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相較于西方傳統社會哲學而言，重大社會實踐與變革對于傳統中國哲學思維的改變往往更為直接，也更為重要。而“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與傳統中國哲學思想出現的質的變化，似乎只有“周秦之際”的歷史時期及其出現的思想變化可以與之相媲美。直到今天，我們社會的一些新思想、新社會秩序的萌芽狀態都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際。
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一個重要學術概念——“明清之際”，是有自己特定的歷史內容的，它就是指明代萬歷到五四運動這樣一個大跨度的歷史時期，大約三百年的歷史時間。學術史上與之相適應的另一個概念就是“周秦之際”，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即是指春秋末到秦統一六國為止，大約有五百年時間。這兩個“之際”都是中國歷史醞釀著巨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其社會現實與思想界的具體傾向都表現為“新的突破舊的，死的拖住活的”的一種糾纏狀態。周秦之際主要表現舊的諸侯貴族與新的地主、軍功之士之間的斗爭，政治上則表現為西周的封建制與六國中正在形成的郡縣制之間的斗爭。*后是地主、軍功階層的勝利，郡縣制成為主流政治，封建制退為次要的補充性的制度。明清之際則表現為舊的以地主官紳為基礎的皇權官僚專制政治向著以工商業為基礎的現代知識與技術精英為主體的民主政治過渡，其簡明的表述方式則為早期現代工商業階層的興起，他們要用商業的計算理性與手工業的技術理性沖擊傳統農業社會的道德理性與品級社會制度。這一特定的歷史時間，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思想運動的角度將其稱之為中國的“早期思想啟蒙”時代。由于 “明清之際”經歷了兩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是耶穌會士來華，中國與西方開始大范圍的經貿與文化接觸；一是以清代明的巨大政治動蕩。而這兩件事情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又是長期地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研究明清之際的思想與學術變化，就顯得格外的困難與復雜。至今，學術界對于明清之際的社會、思想的具體認識與具體結論，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就需要我們以更大的耐心與更開闊的知識與思想的視野來研究這一復雜歷史時期的社會與思想現象。
以蕭萐父先生為代表的珞珈中國哲學，在重視中國哲學的全面性、整體性的同時，對于現代新儒家、出土文獻中的哲學思想、明清之際哲學等領域尤為關注，特別是對明清之際哲學的研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已經成為一個極具特色的學術領域。本論文集在堅持“明清早期啟蒙說”的思想前提下，更加重視明清之際學術與思想的復雜性，對于此領域研究中的“一得之見，相反之論”，均給予高度的重視，以異貞同，求同存異，從而展現歷史變化、發展的方向性與多元性、豐富性的統一。中華民族在經過近百年的浴火重生后，要實現現代化的華麗轉身，重新回到世界文化的主流位置，就必須要認真研究屬于自己民族特點的現代化道路。而明清之際的學術與思想的研究，是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任務中的一個有機的環節。明清之際已經出現的五教（儒、道、釋、伊斯蘭、耶）并存而融通的思想、文化局面，以及相互競爭與融合的思想經驗，對于今天多元文化共存、交流與融通，亦將提供有益的思想啟示。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