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軟精裝) 相關資料

中國在十八世紀，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極盛的時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禪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時期，正值英法爭雄于歐陸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聯邦共和國的成立，也是當他在位的后期，法國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慶帝時代，則為拿破侖稱雄時代。蒸汽機的發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慶十二年，已應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國的學術思想說，此時也算是放了一點光彩。清代有名的漢學中堅人物，所謂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引之），皆會萃于此時。（戴為乾隆時舉人，曾任四庫全書館纂修，段為戴之弟子，亦乾隆時進士，王念孫為乾隆時進士，引之則嘉慶時進士也。）他們治學的方法，也是一種極有科學精神的方法，可惜他們的科學精神，全用在故紙堆中，他們的工作還只能比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工作，對于中國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生活，未能發生若何的影響。其中個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實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記》等書），但終為舊時代所謂“王政”的觀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學的核心；戴氏的哲學理論，也很與西方邊沁派的功用主義相接近，但當時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證，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學上的理論的；因此盛極一時的所謂漢學，全沒有與西方同時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時代，中國人且有“天下不亂于長發賊而亂于漢學”的誣說。平心而論，謂天下亂于漢學固屬誣說，謂漢學沒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則屬事實。）并且在乾隆獎勵學術的用心，與其說是啟道民智，毋寧說是想把優秀人士的聰明才力錮蔽于故紙堆中，帝開四庫全書館，與明太祖用八股文來錮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樣的手段。他一面開四庫全書館，一面頒布禁書令，凡明末清初有關于滿漢民族消長的著述，皆稱為逆書，一律銷毀；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銷毀所謂逆書凡二十四次，被銷毀之書達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猶恐未能禁絕，到五十三年尚嚴諭陸續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國派來中國的特使馬甘尼（Macarney）歸述所見，說中國的科學知識遠不如他國；說招待他的趙大人，看見他從衣袋中取小盒自來火擦之而燃，大為驚異；說他在熱河與各大臣會見時，于歐洲各種發明物中特述氫氣球一事，勸中國備置一球于北京，并勸中國宜聘用西方各種專門技師，傳授各項專門學術，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勸告，說乾隆帝雖意氣盛旺，自負心極強，諸事不欲落人后，但實際所見不遠，還不及康熙帝的通達，只知道防止漢民族的活動，不知啟導民智。我們看馬甘尼所述，便知道當清代文教極盛的朝廷已為西方人所輕視了。
再就政治的組織上說，此時可稱為名實相符的君主專制政體。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本是從秦漢以來幾千年相承不替的；不過到了清代，組織上更為完密。我們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勢力的變化，不妨在此處將清代幾種主要的政府機關，略略加以分別的說明如次：

中國在十八世紀，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極盛的時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禪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時期，正值英法爭雄于歐陸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聯邦共和國的成立，也是當他在位的后期，法國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慶帝時代，則為拿破侖稱雄時代。蒸汽機的發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慶十二年，已應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國的學術思想說，此時也算是放了一點光彩。清代有名的漢學中堅人物，所謂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引之），皆會萃于此時。（戴為乾隆時舉人，曾任四庫全書館纂修，段為戴之弟子，亦乾隆時進士，王念孫為乾隆時進士，引之則嘉慶時進士也。）他們治學的方法，也是一種極有科學精神的方法，可惜他們的科學精神，全用在故紙堆中，他們的工作還只能比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工作，對于中國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生活，未能發生若何的影響。其中個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實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記》等書），但終為舊時代所謂“王政”的觀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學的核心；戴氏的哲學理論，也很與西方邊沁派的功用主義相接近，但當時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證，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學上的理論的；因此盛極一時的所謂漢學，全沒有與西方同時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時代，中國人且有“天下不亂于長發賊而亂于漢學”的誣說。平心而論，謂天下亂于漢學固屬誣說，謂漢學沒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則屬事實。）并且在乾隆獎勵學術的用心，與其說是啟道民智，毋寧說是想把優秀人士的聰明才力錮蔽于故紙堆中，帝開四庫全書館，與明太祖用八股文來錮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樣的手段。他一面開四庫全書館，一面頒布禁書令，凡明末清初有關于滿漢民族消長的著述，皆稱為逆書，一律銷毀；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銷毀所謂逆書凡二十四次，被銷毀之書達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猶恐未能禁絕，到五十三年尚嚴諭陸續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國派來中國的特使馬甘尼（Macarney）歸述所見，說中國的科學知識遠不如他國；說招待他的趙大人，看見他從衣袋中取小盒自來火擦之而燃，大為驚異；說他在熱河與各大臣會見時，于歐洲各種發明物中特述氫氣球一事，勸中國備置一球于北京，并勸中國宜聘用西方各種專門技師，傳授各項專門學術，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勸告，說乾隆帝雖意氣盛旺，自負心極強，諸事不欲落人后，但實際所見不遠，還不及康熙帝的通達，只知道防止漢民族的活動，不知啟導民智。我們看馬甘尼所述，便知道當清代文教極盛的朝廷已為西方人所輕視了。

再就政治的組織上說，此時可稱為名實相符的君主專制政體。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本是從秦漢以來幾千年相承不替的；不過到了清代，組織上更為完密。我們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勢力的變化，不妨在此處將清代幾種主要的政府機關，略略加以分別的說明如次：

一、內閣與軍機處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初在內閣，到了雍正、乾隆時代，完全移于軍機處。但是清代所謂內閣，與現世君主立憲國的所謂內閣，完全不同，內閣的閣員稱某殿（如保和、文華、武英等）或某閣（如文淵、東閣、體仁之類）大學士，滿漢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協辦大學士、內閣學士等。大學士的職權，在清初除了接受各處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擬諭旨并批答奏牘外，還參與重要機務。經康、雍、乾三朝屢次用兵平亂，產生軍機處。軍機處本是專管軍機秘密事情的，后來因為作軍機大臣的人就是作內閣大學士的人（如乾隆時之鄂爾泰），內閣大學士的權就被軍機處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內閣大學士，不過是賞給有功大臣一種特別榮貴的頭銜罷了，他的職掌，除了諭旨奏牘的收發，幾于別無所事了。軍機大臣，也是沒有一定的員額（起初沒有滿漢并立的規定，但事實上總是滿人。洪楊之役以來，漸有漢人充軍機大臣的），隨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內閣大學士或各部尚書中選充，與皇帝親近。他的職權，凡政務的裁決、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時的軍事方略，無不參與。但有兩點宜注意的：一、無論內閣或軍機處，都沒有特別獨高的首長，首長就是皇帝；二、無論內閣大學士或軍機大臣，都沒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撫直接發命令的權，向各部或各省督撫直接發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諭或諭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機關，在預備立憲以前，只有吏、禮、戶、兵、刑、工六部，這是沿襲前代的舊制。各部的主要人員，從清初就定為滿漢二人并立（對于重要的各部，有時特派皇族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長官稱尚書，次官稱左右侍郎，通稱曰堂官。但是有可注意的二點：甲、六部雖為中央行政機關，對于各省的政務可以核議準駁，但各部的長官卻沒有向地方長官（督撫）直接發命令的權（要向督撫發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諭旨行之），乙、尚書與侍郎，各有單獨的上奏權，尚書與侍郎意見不合時，除了兩方相互奏請皇帝裁決以外，別無辦法。然則就中央與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總轄全國的行政首長，就尚書與侍郎言，各部并沒有統率全機關的首長；無

論對地方或對本機關，事情后的解決，也只有問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總監察機關。它的主要職員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屬有給事中二十人，監察御史四十四人；給事中監察京內官府，分為各科；監察御史監察地方官府，分為各道（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總稱之為科道官）。這些科道官雖然因處理事務上及地域上設有分界，但是他們的監察權在性質上并無限制；無論什么階級的官員，他們都可以參劾，無論什么性質的事件，他們都可以舉發或反對；大小官府的陳奏，他們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諭旨，他們也可以拒駁，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們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們代伸。總括一句，國家政務的全部無不受他們的監察。但是有幾點應該注意的：甲、這種監察權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機關全體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員的官銜單獨去行使，從都御史到所屬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單獨的參劾上奏權，并不要經過全體機關的取決；乙、這種監察官的選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經驗的人，也不是一種有特別保障的終身官，隨時可以改任或升遷，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樣的要受他人監察，有特別權勢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們的進退；丙、這種監察官自身的責任問題，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為斷，皇帝喜歡容納直言的，對于他們的誣劾誣說，也不問他們的責任，倘若觸犯了皇帝的私好偏愛，就是參劾的確實，也要受譴責。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軟精裝) 作者簡介

本書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國民黨北伐、北洋軍閥的覆滅近百年的政治、軍事、經濟史。材料豐富，敘事準確，分析透徹，評價公允，特別是對歷史事件的根源及來龍去脈敘述得非常清楚，使人讀了豁然省悟，是了解中國近代史的好書。

本書是一本經典名著，本書在國內外影響頗大。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說它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清晰的全面的評述……對于西方的研究學者來說，作為一種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資料的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