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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33041
- 條形碼：9787543233041 ; 978-7-5432-3304-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其他作為一名法學家、庭審辯護專家和法務倫理學者，史蒂芬·盧貝特對民族志研究中的證據(jù)問題提出了系統(tǒng)性質(zhì)疑。對證據(jù)質(zhì)量的更多關注，將有助于改進社會科學中的質(zhì)性研究，提升民族志研究的嚴謹性，使這一領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長足的發(fā)展。本書還建議民族志學者可以從法學、新聞學等學科那里學習如何核實證據(jù)。 · **本檢驗民族志作品準確性的書 · 評估過去30年中主要的民族志作品 · 為發(fā)展更為可靠的“基于證據(jù)的”民族志提供建議 · 考察了民族志中的重要主體，包括城市犯罪、管制過度、住房危機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失敗等
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內(nèi)容簡介
民族志研究大量依賴的是匿名的信息源。研究結果往往只是由研究者報告，讀者無法看到原始數(shù)據(jù)。史蒂芬·盧貝特作為一名法學家、庭審辯護專家和法務倫理學者，對民族志研究中的證據(jù)問題提出了系統(tǒng)性質(zhì)疑。他研讀了大量民族志作品，評估了民族志作品中證據(jù)的使用（包括證據(jù)的來源、收集過程、呈現(xiàn)方式、可靠性等），并將其與法務實踐中形成的認定證據(jù)可靠性的標準進行比對，發(fā)現(xiàn)大部分的民族志作品都缺乏事實核查。盧貝特針對社會科學質(zhì)性研究中證明的本質(zhì)，利用辯護律師的工具，基于當代研究文本和原始資料來源，探索了民族志敘事背后的故事。
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目錄
序
引言 民族志審訊
**章 證言
傳聞
第二章 意見與檔案
意見
檔案
第三章 不可靠性
謹慎對待線人
為線人作擔保
使用未言明的陳述
第四章 輕信
使用間接證據(jù)
懸置懷疑
確證
反證
第五章 選擇性
躲避警察
其他謀殺
第六章 謠言與傳言
良性謠言
有害謠言
福利謠言
傳言
第七章 匿名
稱謂
位置
細節(jié)
確真
新聞報道
第八章 犯罪
《全員在逃》
報告犯罪
傳喚作證
結論 朝向基于證據(jù)的民族志
事實核查
地點重訪與人物重訪
田野筆記
民族志中的真相
致謝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節(jié)選
引言 民族志審訊 成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建立信任。首先，研究者必須獲得相關對象的足夠信任以爭取能夠順暢進入研究的社會和文化之中。同樣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抉擇，哪些研究對象本身是值得信賴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衡定針對研究社區(qū)收集信息的準確信、可靠性、典型性。*后，民族志研究者還需爭取讀者的信任。因為民族志的研究結果不能輕易用來復核，我們通常也只能全憑研究者的言說來表明樣本足具代表性，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對于宏大社會背景和人口總體均有意義。 普林斯頓的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 Duneier）曾提出“民族志審訊”（ethnographic trial）方法，假想民族志研究者因自己的工作失當遭致控告，然后對自己作品的準確信和研究結論的有效性進行審核。這一假設情境中的原告應該是作品的讀者，他們懷疑自己讀到的是對潛在真相的錯誤描述或不實描述。 在鄧奈爾的模型中，假想的原告可能會指出“不可忽視的證人”（inconvenient witnesses）的證言，這些證人可能會暴露研究者的偏差、預設，或者回避。如果當研究者并不會對不可忽視的證人或者持反對意見的證人的證詞有所憂慮時，鄧奈爾解釋道，他們可以“輕松地回避掉其他的視角，或者蒙騙他們自己認為其他的視角不存在或者沒有用處”。 民族志審訊的*終目標是保障“讀者得到對社會世界的合理可靠再現(xiàn)的權利”，它不是想當然就能得到的。不管是有意為之，還是事出疏忽，一位作者可能會突出某些事實而選擇忽視其它，或者基于某些個別事件進行過度概括化。即使是一位格外仔細的民族志研究者，也可能會因為一些偶然事件從而歪曲她的原初印象——或是由于遭遇了一群不尋常的研究對象，或是由于身處一個研究田野當中不具代表性的某些角落。因為民族志研究者幾乎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小規(guī)模樣本上開展工作，鄧奈爾提醒到，不管是讀者還是研究者，“都應該對‘有時’、‘經(jīng)?！?、‘頻繁地’發(fā)生的這些分量很重的事情的宣稱持懷疑態(tài)度”。 鄧奈爾呼吁，親眼所見的事件能夠成為更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的可靠的鏡像，所以需要嚴謹?shù)淖C實，人們很可能會認為，這種方法會在民族志研究者中得到廣泛的遵循。但是，其他人則清楚地相信民族志研究者的觀察應該被以表面價值的方式接受——假定普遍適用——姑且不論可能存有的不可忽視的證人給出的不一致情景。 與鄧奈爾的模型相對，查爾斯·博斯克（Charles Bosk）認為民族志研究者的唯一義務是描述“那些引導我們相信，可以通過我們的研究情境對更廣闊的社會世界進行概括化的確認特征”。他“有意誤導”讀者相信他的研究場所——叫作“太平洋醫(yī)院”——位于西海岸，實際上是在其他地方（根據(jù)出現(xiàn)的石像判斷很可能是芝加哥大學），他的概括化結論與他依據(jù)的地點是不相關的。他對此作了辯護： 我特別指明我接受外科手術訓練的地方位于城市的貧困區(qū)域，與一所精英大學和醫(yī)學中心有關聯(lián)，這所大學因其過去的殊榮和當下的成就備受尊崇。我仍然不太明白，一名讀者還需要了解什么？還需要增加什么有助理解的東西？講述得太清楚到底有什么好處？ 一場民族志審訊需要提供類似說服博斯克論調(diào)的抗衡論辯，作者在其中宣稱權威以優(yōu)先滿足讀者對更精確信息的興趣。前副總統(tǒng)斯皮諾·艾格紐（Spiro Agnew）曾說，“如果你看過了城中的一處貧民窟，你就相當于看見過所有的貧民窟”，但是許多社會學家寧愿堅持“城市中的貧窮地區(qū)”彼此之間差別很大——正如不同的病區(qū)、不同的精英大學、不同的非醫(yī)師雇員的員工池一樣。4盡管他們由于身著手術外套和面具看上去一樣，但醫(yī)生個體之間還是不可替換的。
審問民族志:證據(jù)為什么重要 作者簡介
史蒂芬·盧貝特（Steven Lubet），美國西北大學普利茲克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抗辯學、法律與司法倫理、法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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