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節選

一、引言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緣起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有數的獨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綿延流傳，從未中斷，世所罕見。但是，我國古書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馬遷《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的開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成為我國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夏商周三代在我國古代文明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其年代學始終是一個學術難題。兩千年來，歷代學者不斷努力，試圖解決，但由于涉及的領域很廣，而研究大多是個別進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關鍵點上始終沒有突破。 　　20世紀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人類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技術手段有了極大的進步，在認識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此背景下，中國古史研究展現了新的面貌。20世紀初，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旗幟的引領下，各種思潮涌現，“古史辨”派率先沖擊了兩千多年的古史系統，客觀上推動了學術界對新史料的搜集和重建上古史的期望。以田野調查和發掘為特征的現代考古學取代了傳統的金石學，成為新興學科，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和深入研究，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開辟了新途徑。包括商周甲骨文和商周金文在內的古文字學研究取得長足進展。天文史研究也是成就卓著，由于現代計算技術的飛躍，天文歷算更進入了前人無法比擬的快捷、精準的時代。核物理引入考古學領域，其中14C測年方法的應用對年代學研究是重大推動。隨著年代數據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質譜法（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AMS）的出現，14C測年技術對高精度測量以及對微量樣品的測量成為可能。由此，測年專家于1990年預見，14C測年方法已經“有希望可能對商周歷史紀年的分歧作出自己的判斷”（1）。歷史學家提出：“充分溝通這些學科的成果，將能進一步闡釋古代歷史文化 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 　　1995年夏，著名系統科學、系統工程及控制論專家，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的宋健博士（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倡議，“組織科學界聯合研究中國古代紀年問題，以縮小與埃及學和亞述學的差距”。他認為，“經過100多年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近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應該抓住世紀之交的時機，“做一個總結，對三代紀年這個關鍵問題歸納出一個輪廓”。 　　1995年9月，宋健邀請在北京的一批不同學科的學者，舉行座談會，討論怎樣把自然科學技術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古文明進行探索的問題。這次座談會提議，作為這種研究的**步，應建立一個年代學項目，即“夏商周斷代工程”。 　　對于這個倡議，學術界積極響應，專家學者對實施這個項目的可行性進行了研究，醞釀組織相關學科專家攻關隊伍。時任國務委員李鐵映（主持文教）和宋健（主持科技）聯袂推動，政府給予大力支持。1995年12月，李鐵映和宋健在國務院主持召開會議，有關部委領導和有關專家共同參加，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重大科研課題的有關問題。會議決定，將“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研課題；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重大科研課題領導小組，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來自隸屬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高校、研究單位、文博單位之間的協調和配合提供支持；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家科委（后更名科技部）副主任（副部長）鄧楠擔任，副組長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主任）陳佳洱擔任，小組成員有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韋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路甬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滕藤（繼任江藍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繼任張文彬）、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劉恕、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社會發展司司長甘師俊（繼任劉燕華）；為了便于組織科研攻關，聘任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為首席科學家，著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各項準備工作；由領導小組聘任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骨干組成專家組，負責組織科研工作；組織相關部委為“夏商周斷代工程”起步籌集經費，等等。四位首席科學家牽頭組織21位來自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由專家組具體領導和運作這個項目。應專家組的邀請，李鐵映、宋健擔任項目特別顧問。為了協助專家組進行組織協調并處理日常事務，設立項目辦公室（3）。隨后，又聘任了專家組秘書長。 　　專家組經過9個月（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的積極籌備，廣泛征求意見，完成了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制定了研究目標、研究途徑和課題設置，提交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④，并經審查通過。同時，專家組邀請并組織了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和九省（河南、陜西、河北、山西、四川、吉林、黑龍江、山東、江蘇）的32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單位的170多位專家的研究隊伍（隨著工作的開展又陸續有所增加）。 　　1996年5月16日，被列為第九個五年計劃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之一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宣布啟動。 　　李鐵映、宋健兩位國務委員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給予至關重要的推動，國家給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團隊自身專家負責的原則得到充分保障，全體參加者懷著一種受命于歷史的責任感投入其中。 　　（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目標和實施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任務是，運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總目標是提交一份由不同學科研究結論支撐的夏商周時期年代學年表。根據各歷史階段材料的不同情況，“夏商周斷代工程”由近及遠分別提出如下詳略不等的具體目標： 　　①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②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③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④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過程，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實施過程。 　　1.研究途徑和課題設計 　　“夏商周斷代工程”既然是綜合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實施的研究項目，課題和專題的設置就有必要盡可能考慮有利于推動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原則。具體做法是，依照系統工程的要求，按任務目標設定課題，然后，分解課題目標，按需要設置專題。課題和專題均由不同學科混合編組，專題攻關任務交由相關的不同專業的專家承擔。然后，綜合全部專題的研究成果，形成項目總的結論。這個做法有利于學科交叉貫穿于任務實施的全過程，并使每一位參加者都明確自己承擔的專題在整個目標任務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專題學科的相互關聯。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 　　①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 　　②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法和AMS法的14C年代測定。 　　*后對各課題通過不同途徑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得出盡可能有較多學科支撐的年代學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共設9個課題，下分36個專題，在實施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又增設8個專題（1）。 　　2.實施過程中的一系列基礎性工作 　　（1）文獻資料庫和天文數據計算中心的建立 　　對唐代以前的有關三代紀年和天象的史料記載進行普查，建立夏商周年代與天象文獻資料庫。同時搜集年表9種（宋代4種、清代5種），制成總表，并根據其源流及紀年情況，區分為以今本《竹書紀年》和以《通鑒外紀》為代表的兩系。對唐宋以前有關夏與商前期都城的文獻也做了普遍搜集。建立夏商周天文數據計算中心，以方便進行恒星位置的反推計算、星象年代分析、古代行星位置推算。 　　（2）關鍵考古遺址的發掘研究和系列樣品的釆集 　　確立夏商周考古學文化分期標尺和14C年代框架，是建立夏商周年表的基礎。在原有考古工作的基礎上，“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北京、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地組織了一系列夏商周關鍵遺址的補充發掘，并新發現了安陽洹北商城和灃西H18等。對相關考古資料加以整理，進行考古學分期研究。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和測年學者密切合作，從不同地層和遺跡單位中采集了一千多份系列樣品，用于測年研究。 　　（3）常規法與AMS法14C測年的技術準備 　　我國利用放射性同位素14C測定考古遺址、遺物年代的工作，過去誤差通常較大，主要用于史前考古。為適應“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高精度要求，改造常規和AMS法14C測年實驗室設備，改進樣品制備及測試方法，使常規法測量精度達到0.3%，AMS法測量精度達到或優于0.5%;研究系列樣品日歷年代校正方法，縮小誤差。 　　此外，結合有關課題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還十分重視對年輕學者的跨學科聯合培養。 　　3.多學科的學術研討會 　　為了發揮多學科交叉的優勢，“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和辦公室在各課題組研究的基礎上，組織了65次多學科的學術討論會（1），其中涉及重要考古發現的研討會一般在考古遺址的現場召開。這些會議對于攻克難點、形成共識起了重要作用。 　　4.2000年結題基本達到的預期目標 　　作為國家“九五”計劃支持的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之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實施有一定時限。“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取得階段性成果并實現基本目標任務之后，于第九個五年計劃的下限2000年結題。結題之時，“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自評估，“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四年多，各項研究進展順利，預期目標基本達到，具體如下：研究與測年，以及有關遺址的分期和測年等，建立西周考古年代的架構。以嚴格的類型學方法排定銘文中“四要素”倶全的西周青銅器順序，結合“天再旦”日全食記錄的證認及周初文獻研究，建立金文歷譜，給出西周列王年代。 　　以先周文化與西周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為基礎，通過灃西H18的發現與測年等，為商周分界確定了年代范圍。然后綜合文獻、金文歷日研究與天文推算，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 　　②根據殷墟文化的分期與測年，參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建立商代后期考古年代的架構。對賓組卜辭五次月食進行天文計算和證認，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采用黃組卜辭周祭三系統說，與商末歷日對比，推定了帝辛年代。在此基礎上，給出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 　　③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洹北花園莊遺址、邢臺東先賢遺址等商前期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為依據，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框架和夏商分界的考古學界標。 　　④依據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河南龍山文化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做了探索，并結合文獻夏積年的研究，估計了夏代的始年。對文獻中夏代仲康日食與“禹時”五星聚的記載進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對上述成果進行綜合深化，提出了各歷史階段年代互洽，并能與有關數據盡可能吻合的《夏商周年表》。 　　5.《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稱《簡本》）的編與和項目驗收 　　1999年5月，各課題組預定研究目標已基本達到，首席科學家開始主持階段成果報告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組以各課題、專題的結題報告為基礎，對工程實施總體情況進行分析，對其論點、論據及其結論進行歸納和提煉，6月形成初稿，8月提交專家組討論。在充分吸收意見的基礎上，修改成《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 簡稿》（征求意見稿）。1999年9月24日，將上述征求意見稿提交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聯合舉辦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學術報告會”，廣泛聽取來自全國各地的160多位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結合工作的新進展，形成《簡稿》的修訂稿。在反復修改后，2000年4月，再次邀請“夏商周斷代工程”內外專家共同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