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史(21世紀黨史國史系列教材) 節選

　　《中國共產黨歷史/21世紀黨史國史系列教材》：　　對于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蔣介石表面上通電表示擁護，實際上則使用更加兇險的手段加以對抗。早在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的一次演講中，便自稱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有干涉和制裁共產黨的責任及權力。進入3月后，他先是密令當地駐軍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接著，他強行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市黨部，封閉國民黨左派主持的《貫徹日報》；指使青幫打手搗毀左派占優勢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市總工會，搗毀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農民協會等團體，制造白色恐怖。事實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形勢，共產國際及其駐中國的代表們，對于蔣介石企圖奪取革命領導權和叛變革命的危險性缺乏警惕，更沒有與其進行堅決斗爭的決心，而是一味妥協退讓。本來，中山艦事件后，國民黨內逐漸形成的蔣介石個人獨裁局面，一度遭到諸多方面的非議和反對。北伐戰爭開始后，蔣介石集黨政軍權于一身，專橫跋扈，憑借武力指揮一切。他用安插親信和拉攏收買的辦法，控制國民革命軍各軍和一些黨政部門的行為，引起相關將領和領導人的不滿。于是，國民黨內一時形成濃厚的反蔣（介石）迎汪（精衛）氛圍。然而，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等反對同蔣介石對抗，以使蔣在前線安心。當然，他們也看到蔣介石正在走上軍事獨裁的道路。為此，他們將抑制或者牽制蔣介石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身上。汪精衛屬于國民黨元老，贊成國共合作，一直被共產國際和中共視為國民黨左派領袖。鮑羅廷認為汪精衛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聯合起來。中共中央也認為，只要汪精衛復職，國民黨左派就有了堅強的核心，從而能夠削弱和抑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所以，共產國際和受其影響的中共中央，一方面積極參與和推動迎汪復職的活動，另一方面繼續維持蔣介石的軍事首領地位，以此促使蔣汪合作，而不是迎汪反蔣。在共產國際看來，理想的局面是汪精衛主黨、政，蔣介石主軍事。1926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依然把蔣介石集團看作搖擺于進一步發展革命與同帝國主義妥協之間的中間派。　　除了支持蔣介石、汪精衛之外，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歸順國民政府后，利用北伐勝利進軍的機會，迅速擴大自己的實力。在短短幾個月內，其軍隊就從一個軍擴編為四個軍，兵力遠在其他各軍之上，控制著湖南、湖北兩省。蔣介石對此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壓制。唐生智則一方面借助汪精衛對抗蔣介石，另一方面極力表示左傾以取得共產黨的支持。鮑羅廷等人認為唐生智并非真心擁護革命，但卻是能夠對抗蔣介石的實力派。在此影響下，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蔣、唐之間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維護蔣介石的總司令地位，又要幫助唐生智發展實力，并影響他左傾，以維持實力派之間的均勢。事實證明，這種想依靠實力派之間的均勢來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失敗的，況且唐生智并未因共產黨的支持而真正左傾。　　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影響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問題上舉措失當，右傾思想逐步發展。首先是在政權問題上，中央的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北伐戰爭開始后，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不斷擴大，政權的更迭問題日益突出。當此之際，中共中央卻向黨內發出指示，嚴厲批評和制止各地共產黨員進入政府工作，強調在國民革命階段，共產黨必須立足于在野黨的地位。究其原因，除了黨內一直存在的把群眾運動看得高于一切，把參加政府看成獵取官位的錯誤觀念外，更主要的還是全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對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缺乏明確的認識。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大致說來，就是無產階級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革命，革命勝利后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待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后，無產階級再領導發起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所以，國民革命時期不會有共產黨爭取政權的事情，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正是在此思想支配下，陳獨秀批評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委不該讓董必武參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參加江西臨時省政府的李富春、林伯渠等退出，還限令已擔任江西九江、永修等縣縣長的共產黨員辭職，否則將開除黨籍。到1926年底，中共中央開始認識到參加政權的意義，決定共產黨員應積極爭取參加各省政府。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明確提出共產黨員加入政府機關的要求后，中共中央陸續派出譚平山、蘇兆征等參加國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勢的迅速惡化，他們實際上并沒有發揮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