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券書法精選(七) 內容簡介

　　《宋故余氏大娘地券》：　　《宋故余氏大娘地券》為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地券，長為30厘米，寬為30厘米，厚約3.5厘米。共分10行，每行約11字，共計105字，查閱歷史可知：宋光宗是南宋第三位皇帝，而光宗即位僅五年時間，只此一個年號，故“紹熙”年號較為稀缺，對研究此段歷史及民間書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從地券文本內容可知，該地券是公元1190年，即光宗紹熙元年，再從正文第六行，判定墓主人是“余氏大娘”，因地券沒有明確的碑文題額，常理擬定名稱為《宋故余氏大娘地券》。　　文中第四行的“建昌軍、南城縣、雅俗鄉、長安里”，據筆者資料查閱，北宋開寶二年（969），南唐李煜在南城設建武軍，太平興國四年（979），取其“地連建川”（今福建建陰地區一帶），會與南昌之意，改名“建昌軍”。　　江西省南城建縣，早在西漢高祖五年（前202），劉邦的大將灌嬰在南昌設置豫章郡，為了拱衛郡城，選中南城這塊地方建縣，因縣城建在郡城之南，所以叫南城，城址在今縣城東南二十五公里的硝石石下（現洪門水庫庫區內）。宋《淳熙志》載：“南城故縣治，在可封鄉三十九都石下，石山橫繞如半城，覺羅寺二里間當名故縣，而橫***縣前、上營云。”硝石處贛閩要道，縣治在此維持了482年。　　　　《宋故鄒公十四郎地券》：　　《宋故鄒公十四郎地券》左上部用線較粗，右下部整體線條細勁，可推測石質的軟硬不一，刻工在刻時難以把握石頭的力度，在無意中形成了現在所見的整篇粗細對比明顯的特點。此碑體積較小，刻制略顯草率，亦可判定墓主人身份不高，多數線條邊沿有毛糙的刀痕和石頭的崩裂，轉折處多用方筆，可知，其刀具角度呈現較尖的銳角，刻制時直接以單刀用力迅猛，卻因使力輕重不一，節奏也有差別，導致了線條的粗細差別較大，疏密視覺反差強烈，線質變化豐富率性而又自然果感。　　以該地券為首的民間風俗及刻工，不再拘泥于廟堂莊重的文字規范和書儀制度的禮法，反而更加彰顯民間手書的自然天趣，這種原生態的天然趣味可與當下書法創作的出新求變相接軌，能引發書法創作者與書史研究者的興趣，也是推陳出新的幸事。　　《宋故鄒公十四郎地券》在行文中筆者注意到，該地券與其他宋代地券有列的地方，該地券在行文中以“公諱文禮十四公……”為首語，打破了往常的“維皇宋……”的行文規范，從這樣的行文中也可以推測如下：避諱是一種古老的禮法制度，也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歷史現象，避皇帝名諱為“公諱”，避父母名諱為“家諱”，避圣人名諱為“圣諱”。《禮記·曲禮上》：“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鄭玄注釋說：“辟君諱也。”在《禮記·玉藻》中也說：“于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鄭玄注釋說：“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因此可知，該地券主人是為避國君之諱，而注為：“公諱文禮十四公……”。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克商滅紂，封于宋地立國，定都商丘，以供奉商湯宗祀，至后五代五世孫叔梁紇時，以邑名鄒為氏，是為“鄒”姓，尊微子為鄒姓始祖，稱“鄒穆公”。鄒為質依據《史記》《中華姓氏通書》而得知，該地券為避周朝先帝而為“公諱”。　　《宋故鄒公十四郎地券》雖然有豎向界格，但字字依靠上下字的字勢隨勢生發而自然書刻，界格也僅是個輔助作用，對結字的影響不大。全文章法松散，字距較疏朗，在松動的章法之外還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粗細變化，多處字勢和重心都不做正局，但整體章法和諧，渾然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