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授權:無許可警務 節選

　　立法政治說到底是組織政治。那些舉足輕重的人聚在一起游說立法機關，讓其知道他們想做什么——以及不想做什么。這種游說過程讓立法者知道，如果他們通過一項特定法案，他們可能會結交哪些朋友或樹了哪些敵人。因此，無組織的大眾有時只能坐以待斃。這就是當人們談到“特殊利益集團”勝出時的意思。　　在警察執法方面，*有組織的利益群體是警察本身，以及他們的近親——檢察官。警察工會的勢力尤其強大。一旦推出了影響警察執法的法律，這些組織就會聞風而動。檢察官和警官要么去敲議員們的家門，要么在立法聽證會上作證。他們游說的目標是讓他們獨立完成自己的工作：更多的權力和更少的監管。從警察和檢察官一貫的為了完成任務而不顧一切的角度來看，只有從這方面理解才說得通。　　另一方面，受警察執法影響的人通常組織性不高，甚至根本沒有組織。強勢的警察執法總是把*沉重的負擔不分比例地壓在少數族裔和不太富裕的人的肩上，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些被壓迫的人不斷地在立法過程中進行抗爭。但問題遠不止于此。你可能會想，“發生在卡爾沃身上的事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這完全有可能。但問題是我們往往是在事情發生之后才去想這件事，但到那時卻為時已晚了。　　大多數人對警察執法的擔憂，通常是一種會成為犯罪受害者的普遍擔憂。在過去大約50年的時間里——即使是在犯罪率下降的時候——美國政治的噩夢一直是違法犯罪以及對犯罪的恐懼。因此，立法者通過“嚴厲打擊犯罪”、實行“零容忍”和頒布類似“三振出局”等法律，成就了自己的事業，確保了自己的連任。　　鑒于整個社會對犯罪的恐懼，你可以理解為什么立法者不愿意采取措施來束縛警察的手腳。這句話的意思是，沒有人愿意在競選時被競爭對手宣揚說他們對違法犯罪態度軟弱。如果立法者制定制度來規范警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出了差錯，他們就會被指控*近發生的恐怖犯罪是他們的錯。　　在房子被突襲搜查之后，沙伊·卡爾沃實際上設法通過了*溫和的警察條例；吸取教訓使這條法律得以通過。卡爾沃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一直與立法程序打交道，他認為一個好的起點應該是制定一部法律，規定警方報告特警隊行動的頻率。也許，如果這些信息得以公開，那么特警隊的過度使用就會得到控制，或者人們會采取一些措施來應對。但即使是這一小步也需要策駑礪鈍，不懈努力；執法部門竭盡全力打壓它。刑事司法政策基金會的負責人埃里克·斯特林指出：“襲擊市長、殺死他的狗，以及其他完全無辜的白人，促成一次相對較小的立法行為……執法部門對此有一個非常堅決的、下意識的反對。”“那項法律甚至已經不存在了；它于2014年到期，沒有續期。”顯然，讓馬里蘭州的執法人員追蹤發生了多少次特警突襲，實在是太過分了。　　有些人不以為然，忽視對警察執法的立法，辯稱這個體系中存在問責制。許多治安官參加選舉。市長或市議會可以讓警察局長離職。聯邦調查局局長服從總統的意愿。這個觀點似乎是說，如果警察執法出了問題，這些警官就會失業。　　但事實上，這種選舉問責制只會加劇問題的惡化。如果整個社會對犯罪猖獗現象過于焦慮，民選官員是其首當其沖的針對目標。如果犯罪率上升，選民就會憤怒，市長或其他當選官員就會發現自己面臨失去工作的危險。因此，市長們明智地把打擊犯罪作為自己的職責，這樣的話，只要事實如此，警方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執法自由。　　要求市長對警察采取強硬措施的人寥寥無幾。2013年，比爾·德布拉西奧當選為紐約市長，這是一場在很大程度上關乎警察執法的選舉，尤其是對有色人種進行攔停和搜查。但是你認為選舉候選人有幾次會與強勢的警察對著干？即使是在紐約，媒體也花了數年時間監督紐約警察局的做法，才達到目前的水平。作為市長，德布拉西奧仍然需要警察。在他當選一年后，全國上下都看到了電視畫面上的一排排警察默默轉身背向市長，以示強烈不滿，他不得不努力尋求彌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