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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9214
- 條形碼：9787108069214 ; 978-7-108-06921-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本書特色
開創性的研究。對現有關于中國經濟史的論述提出挑戰，揭示中國鄉村纏足消亡背后的經濟因素。將長期被遮蔽的鄉村女性手工勞動置于歷史前景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內容簡介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一書考察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纏足與女性勞動問題。勞拉·寶森和葛希芝的開創性研究，對我們理解經濟、政治、文化劇烈變革時期女性勞動的角色和地位，具有全新的啟示。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目錄
6目錄*：
致謝
1. 關于纏足的一些問題
2. 尋找答案：研究方法與田野工作
3. 華北平原
4. 中國西北
5. 中國西南部
6. 中國的纏足現象
附錄一：表格
附錄二：關于邏輯回歸計算的相關公式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節選
中國研究中的纏足與女孩勞力
我們的研究旨趣恰恰處在中國研究中兩個重要領域的交叉口，即女性及性別研究與經濟史。對于女性及性別研究，我們主要關注農村女性生活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纏足現象的衰落與禁絕。近來關于纏足的觀念，特別是關于農村女性纏足的觀念，大多帶有誤導性。當時中國女性人口大部分是文盲，沒有能力描述出自己的經歷。很多關于纏足的敘述都是源于文學想象，而并非來自纏足女性的直接根據。況且很多關于女性勞動的文字，從精英女性的文藝生活到鄉村貧苦女性的農活、鄉村手工業等，其中都很少涉及纏足一事。
關于經濟史，我們著重關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年間，鄉村家庭經濟應對工業競爭的方式。而很多對鄉村生產的研究尤其忽視或回避女孩勞力的各種問題。纏足的影響就是其中之一。當新纏的雙腳的疼痛將女孩子限制在了家里，她們在門內做的勞動就很容易被忽視。對一個小女兒為家庭做事的期待，很大程度上被許多社會背景因素所形塑，如中國人生活的
普遍性原則，還有一些地方特有的風尚。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將女孩子的腳限制在小鞋里面，訓練她們用雙手制作可供銷售的產品，如棉紗、布料、網和墊子等中國前工業社會中具有普遍經濟重要性的物品。因此，我們的研究針對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針對如何改變為規誡女孩和婦女而確立又衰落的社會實踐行為，對現有理論加以補充。
近來，中國女性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形塑為前共產主義女性形象，都是被壓制的被動的犧牲品。無論壓制力量來自父權社會、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抑或來自三者合力，這個在西方與中國改革者中流行的觀點，便是傳統父權社會中，中國女性都有悲慘的遭遇。20 世紀90年代，對女性自己的書寫或描寫女性的新材料關注點都試圖瓦解那種長期犧牲品式的女性形象認知，致力于尋找新的文獻資料，展示女性曾超越社會與經濟的限制，尋覓到表達的“媒介”。一些女性是作家、詩人或藝術家；一些女性曾經旅行，或通過一己之力支撐家庭；一些女性以小腳及精妙的鞋制品為傲等。這些女性歷史的新視角表明，女性有獨立的個性以及個人生活史。她們探索超越社會規范限制的活動領域，可稱作“女性文化”。 精英的偏見
研究中國女性的歷史學家大多為文獻資料所限。分析文獻的短板恰恰在于：文獻并不“敘述”中國的大多數女性。這些敘述來自社會中的少數階層，而這些階層的特權女性則不需要從事繁重的家務勞動，這些勞動的承擔者是女仆和職員。精英女性作家投入“高層次”文學與藝術創作當中，獲得更多的尊重，有時還會讓男性產生嫉妒心。她們關于美、快樂、憂愁
以及為家庭犧牲的論述是人類精神的證明，而沒有論述大部分女性背負的那些經濟負擔。盡管如此，來自精英階層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的作品中時常提及她們刺繡、紡線和做針線活等，這些尤其在她們的婚姻與其他生活圈子的活動中，作為禮品經濟的組成部分。也許在她們的紡織活動中，提到任何金錢都是有損社會地位的表現。
不少研究中國的學者猜測纏足象征著中國精英女性的與世隔絕以及休閑生活，并解釋了底層民眾廣泛模仿纏足的風氣主要是為了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Ebrey 1993，37—43，266；Ko 1994，147—151；Mann 1997）經過調查很多存在纏足現象的地區，我們發現，底層人口對精英階層的模仿似乎不是選擇纏足的因素。從我們重視勞動的觀點來看，纏足應被想象為
苦惱的母親為了紡紗或織布繳納國家賦稅，從而強加給她們小女兒們手工勞動的一種控制方法。歷史上，模仿精英階層似乎不太可能是底層人口必須遵循的社會規范行為。將家庭財富或對地位的渴望視為纏足動機的設想，靈感來源于西方“小腳的灰姑娘嫁給一位王子”的童話，而并不來源于農村女子包辦婚姻嫁給農夫后終生從事手工勞作的日常生活。裹小腳并非為取悅未來的郎君；男孩子也大多接受父母給他們安排的婚事。若在母子關系中突然闖入一位性感的新娘，也不大可能讓這位老太太愉快。（Gates2008，2015）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取悅婆婆或讓婆婆放心，因為她掌管著媳婦嫁入后的家務，也負責家務的安排。新郎小家庭和鄰里關系中挑剔的老婦人們，需要讓這個新來的女孩子明白她自己的位置與活計，她們的地位
與休閑的理想都來源于此。
歷史學家對源于以及關于精英的材料進行研究，從而引發了女性勞作與纏足關系的話題，但很快勞作話題就淡出視野。如高彥頤寫道：“纏足需要的材料是‘女紅’，即紡線、織布及針線活等的產物。使用這些物品后，女孩子很快就被教會掌握相關技能。”（Ko 1994，149）高氏沒有將這個關聯性深入下去，失去了探討女孩子們的訓練、勞作、產品和經濟價值的機會。這點遺憾毫無疑問源于文學作品本身，可能因為精英女性們曾喜愛（一直如此）寫作高尚的事物，而不關注有經濟回報的勞動。 手工業與纏足的關聯
雖然有少數研究中國女性生活的學者將纏足與女性勞作聯系起來，但總是過度謹慎。歷史學家曼素恩問道：“是否 18 世紀家庭手工業的傳播——有關有意識使女性與社會隔絕的現象——促使農戶家庭給女兒裹腳？”但又簡單總結為：“我們并沒有論據證明這一點。”（Mann 1997，167）根據引用的 19 世紀的游記報告（Robert Fortune［1847］1972）中記
載，一些纏足的女性也做過繁重的勞動，曼素恩始終認為“很難證明女性家庭手工制品的發展與纏足現象的蔓延意味著社會階層的降低”（168）。對于那些對纏足女性從事繁重工作未能充分的觀察，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隨著經濟條件的波動，無論是由于棉紡織品的價格還是家庭對室外田野勞動的需求，即使有著不可逆轉的裹腳，女性都仍會被要求參與更繁重的勞動。但是如同纏足女性在戶外勞動的高峰期處于不利地位，那些因田間勞作而雙手粗糙結繭的女性，在面對高效的紡織勞作所需要的精細動作技能時，也會發現自己的雙手并不適合這份勞動。正如不少人一樣，曼素恩“假定”纏足風俗流傳“下行”至平民階層，他們效仿精英階層與俗世保持距離，以顯得體面。雖然曼素恩承認纏足可能對女性在家里從事紡織勞動方便一些，但她沒有考慮一種相反情況的可能性：手工紡織商品的推廣也可能促使女性纏足。因為缺少相關文獻材料，曼素恩只謹慎地建立了一些關聯性：“我們貌似可以認為纏足風俗的需求與農村家庭女性手工業產品的推廣有某種系統性的聯系。”（168）與此相反的是，我們一直認為，對女兒的紡織品以及其他可售手工產品生產勞動的增長性需求，促使母親們有給女兒纏足的強烈動機。
歷史學家白馥蘭則更為關注女性的手工勞動（女工），特別是從宋朝至清朝（大約跨越 9 個世紀）紡織品生產中女性的重要性。她注意到相關的勞動從女性的童年就已開始，并寫道： 當一個小女孩開始學習紡紗織布的時候，她就不僅在學習生產有用物品的技能，而且也在學習勤勞、整潔、尊重勞動、作為妻子的尊嚴和作為國家臣民的責任。在她生產的布料中，她的技術轉變成了價值和美德。這也就是帝國后期許多社會改革家和道德家都期盼著復興婦女的紡織技能的原因之一。（Bray 1997，242） 在帝國晚期，稅費從布料變為現金的要求，讓女性勞動產品以往享有明確價值的狀態成為過去時。（Bray 1997，214，257）商業發展后，男性也能夠掌握城市工坊里面復雜的織布機進行勞動，而農村女性在家的紡織產品則逐漸退出市場，價值也更低。（257—260）白氏顯然認為學者也開始忽視女性勞動。她指出在這個一度被認為是女性主導的世界里，大量女性繼續在這個領域勞動，出現了技能衰退以及“逐漸失去控制”。（239）白氏還關注女性紡織產品的變化，這些產品只被中國人中極少數所認可。 黃宗智注意到，中華帝國后期小農經濟的商業化增加了家庭成員對生產的參與，其中也包括婦女。這可能和我關于婦女勞動邊緣化的討論相矛盾，但其實又不矛盾，因為黃宗智探討的是經濟活動的因素，而我關注的是其表現。（Bray 1997，257） 通過文化精英來區分“經濟活動的事實”與“表現”的不同，是大有益處的。文獻資源使得研究中國的學者忽視農村女性日常從事紡織工作的強度，也未注意到纏足和手工勞動的關系。事實上，白馥蘭（Bray 1997）關于女性及技術的研究值得一提的貢獻并未過多關注纏足現象。
無產者與地主階層對纏足一樣都習以為常。（Brown et al. 2012；Gates2015，chap.4）它的存在與否都不能簡單反映一個家庭的財富情況。雖然纏足現象廣為流行，但是很少有研究試圖認真闡釋纏足現象在空間和種類上的區別，女性在自己纏足之后能夠做并實際做過哪些勞動。我們來自中國內陸的證據清晰地指向女性勞動與纏足的關系。通過查訪中國廣大地區的鄉村手工勞動和纏足的比例，一幅中國前工業經濟中新的性別關系圖景逐漸形成。這幅圖景包括小姑娘的勞動，以及她們為此在幼年付出的巨大而痛楚的身體畸形代價。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 作者簡介
勞拉??寶森，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著有《中國女性和農村發展：云南祿村六十年的變遷》（2002）。
葛希芝，美國中密歇根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著有《四川的纏足與女性勞動》（2015）、《中國馬達——“小資本主義”的一千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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