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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16789
- 條形碼：9787547616789 ; 978-7-5476-1678-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福州，八閩首府，左海名城，“七郡輻輳，閩越一都會也”，史稱閩都。由于閩都長期居處八閩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福州日漸形成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璀璨文化，故被稱為“閩都文化”。閩都文化以閩越文化為基礎、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匯了海外文化，領風氣之先，具有開放和包容的鮮明特征。三坊七巷文化、曇石山文化、船政文化、壽山石文化、溫泉文化等都是閩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紓、冰心等均為閩都文化的杰出代表。閩都文化的研究和弘揚，不僅有利于傳承歷史，沿續文脈，而且對促進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內容簡介
本書以地域見長的“閩文化”為研究對象，通過梳理古閩越文化遺存及漢唐以來與中原漢文化的交匯發展，宋元明清時間與西亞歐洲文化的東漸融合，深入討論閩文化的形成和流變，總結其地域文化特征和品格，解讀閩文化的發展史以及密不可分的文學、民俗、方言、名人、藝術等，為讀者生動地呈現“閩文化”不斷發展以及其自身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并賦予“閩文化”研究新的意義。
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目錄
清代科舉與閩都文化 李世愉
閩都文化與臺灣儒學的發展 趙麟斌
買棹初從福地游———臺灣士子對福州的科場情結 盧美松
試論閩都書院與清代臺灣社會文化的發展 徐心希
清代榕臺兩地儒學教育淵源探略 薛菁
論明清福州城市發展及其重商習俗 徐曉望
明清福州地區婚姻論財風尚之成因探析 薛菁 郭翠梅
海峽兩岸民俗文化交流的歷史與現狀———以閩都民俗文化為樣本 林山
臺灣文化傳承與宋代福州———以臨水夫人信仰及相關傳統工藝為中心 韓桂華
明清福州媽祖信仰的發展及其緣由 楊榕
閩都文化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徐曉望
閩都文化與晚清思想開放 鄭大華
林則徐與中國近代化———兼論林則徐對中國文化價值觀念的重構與更新 黃保萬
林則徐對澳門的認識及其意義 韓琴
王元稚：親歷臺灣近代化進程的福州船政學人 汪毅夫
開啟中國近代文化新風的閩都人 盧美松
嚴復尋找富強思想再檢討 馬勇
嚴復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李紅巖
嚴復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及其對開放型經濟的啟示 趙麟斌
閩都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和影響 何綿山
略述福州華人華僑對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影響 趙麟斌
砂拉越詩巫福州人再移民———以澳洲珀斯與塔斯馬尼亞島嶼為比較研究 林芳燕
閩都文化在琉球 陳碩炫 謝必震
閩都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趙麟斌
深化閩都文化研究的幾點建議 陳祖武
闡舊邦以輔新命———閩都文化的現代意義 趙麟斌
從地域文化走向全國文化———試論閩都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趙君堯
閩都文化品牌的整合建設與傳播 戴程
展開全部
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節選
五度為都的福州，是福建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區域，自古以來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有著獨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兩千兩百多年的建城史，形成自己相對穩定的形態。福州以歷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歷史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對全省的引領和輻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為核心地區的獨具地域特色的閩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遠遠超出福州十邑。從歷史上看，閩都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主要在兩個歷史時期：一個是在宋代，開閩學先河，承理學南傳、成理學重鎮。另一個是在近代，禁煙拉開中國近代史序幕，《瀛環志略》迎來中國社會啟蒙時代，《天演論》開啟中華民族心智，從閩都走出大批救國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為引領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進而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本文就此作粗淺探析。一、閩都文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區域文化中國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地域廣闊，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和歷史發展過程，孕育出不同的區域文化，進而形成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區域文化既反映一個區域特定的歷史文化，也張揚著一個區域的人文精神。考古界認定：黃帝為代表的黃河文明的中心，形成了酋邦王國；北方出現以燕山地區的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文明中心，那里發現大型的壇、廟、冢和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東方出現以河姆渡為代表的文明中心，包括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出現的中華**舟；西南方出現以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巴蜀文明中心；東南方出現以曇石山文化為代表的七閩文明中心，作為先秦七閩部落的聯盟，閩方國有著自己光輝燦爛的文明。（一）閩族文化模式———源于新石器時代的殼丘頭和曇石山的貝丘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是由多區域多元文化構成的一個整體，它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區域為主體，其周邊又有許多與之相聯系的文化圈。東南沿海地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出現了以殼丘頭文化（距今５５００—６５００年）和曇石山文化（距今４０００—５５００年）為代表的、獨具海洋特征的閩族文化圈，這里是閩文化的搖籃，也是福州文化的源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１］福州屬亞熱帶、熱帶潮濕季風氣候，雨量充沛，海岸線較長，海邊島嶼港灣交叉，陸上沙網如織，山地丘陵連綿縱橫。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決定了福州遠古先民從山林、海洋中獲取生活資源，并逐漸形成以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貝丘文化”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由于海壇島四周環海，福州盆地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地理環境，限制了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與內陸其他新石器時代地區的文化交流，地處沿海的殼丘頭和曇石山閩族先民只能選擇以海洋為主的向外發展。作為閩文化發源地的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系，這種關系首先表現在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的發展變化上，尤其是陶器的組合和形態*為明顯。他們的生產工具都以小型石錛為主，器形極為相似，區別的只是前者打磨粗糙，制作不精；后者通體磨光，制作精細。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利用海生牡蠣制作生產工具，這種稱為貝耜或貝鏟的生產工具，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轍。他們都屬“貝丘文化”，成為商周以后發展起來的閩越文化的主要淵源，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先民是商周時代閩族人的直系祖先。他們建立的閩方國臣屬于商周，并承擔著朝貢、覲見、供隸、執役的義務。《周禮》載：“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所屬“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２］。這里說的是司寇下屬的司隸，掌管四翟五隸，分別根據各方國選送的奴隸的技藝專長，為王朝服役執事。其中閩隸負責豢養牲畜和鳥，并教鳥聽懂人的語言，使之供人使喚。這里清楚表明閩方國與周王朝的臣屬關系。《尚書》記載，西周時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３］。先秦時代，海洋交通條件極差，人們靠的是“刳木為舟”，但他們仍能沿江出海北上，經過山東半島進入長江，再經淮河、泗水到達中原王都。說明閩族已有非常豐富的航海經驗。（二）閩越族文化模式———融閩、越兩族的兼具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曇石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遺骸，從體質人類學研究來看當屬南亞型的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型的尼格羅人種的混合。這就是閩族人的祖先。《春秋集覽》云：“越人居閩地，故并稱閩越地。”朱維干《閩越的建國及北遷》中也說：“閩是福建的土著，越則是由會稽南來的客族。”［４］“閩”*早見于《周禮》的《夏官》《秋官》，其中就有關于“七閩”的記載。這就是說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閩作為一個方國，已出現于中國東南方。“閩”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閩中封閉，所以見諸史書上的記載比較缺乏。閩越文化雖以閩越兩族文化為主體，但也滲入他族文化。公元前５９０—前５６０年，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共王，已“撫有蠻夷，奄征南海”［５］。此時楚國勢力就已漸入閩中，也帶來了楚族文化。春秋時期，吳欲爭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國，以除后方威脅；越欲北進中原，亦必先征服吳才無障礙，因而吳越戰爭不斷。公元前５４４年（吳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吳與楚戰，為免后患，派兵伐越。公元前５１０年（周敬王十年，吳王闔閭五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６］。兩次吳伐越的戰爭，吳軍侵占了越國很多地方，迫使部分于越族人逃入七閩，與閩族人相處。公元前４９４年，吳王夫差在越國夫椒之地打敗越王勾踐的軍隊，重兵圍困越都會稽，勾踐被迫“請為臣，妻為妾”。越國敗亡，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入閩。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公元前３３４年，越王勾踐六世孫無疆出兵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７］勾踐子孫紛紛流落海濱之地，其中一支進入福建境內，他們為閩族帶來了越族文化。戰國末期，出現了以無諸為首領的閩越貴族，在閩中建立的閩越國；以搖為首領的于越貴族，在原屬閩族的東甌（浙南甌江）地區，建立的東甌（東海）國；以織為首領的于越貴族，在閩、粵、贛交界之處建立的南海國。“楚威王滅越，今浙、閩之地盡屬楚，兩廣亦隸焉。”［８］隨著楚國勢力深入閩中，也不斷滲入楚族文化。今天閩侯莊邊山就出土有戰國楚墓遺址。越王勾踐七世孫無諸在閩中發展勢力，自立為閩越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統治閩中之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去無諸及搖的王位，皆封為君長。當陳勝、吳廣起義時，無諸率閩越軍起兵反秦。閩越兵攻析、酈，戰藍田，入武關。秦亡后，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又率兵輔佐劉邦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作出貢獻。漢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劉邦“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９］。漢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復封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無諸與漢廷保持和睦關系，吸收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無諸及其后裔統治９２年，使閩越文化在福州地區得到了較充分的發展。從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期，形成了閩越族人創造出的閩越文化。不論是閩族還是越族，他們都是濱海民族，都與海洋發生密切的關系。于越族發祥于浙江流域和杭州灣一帶，閩族發祥于閩江流域和閩江口福州灣一帶。《山海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１０］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１１］。而閩在海中的地域環境，造就了“閩越悍”［１２］的海洋性格，故能佐漢擊楚建功立業。《越絕書》載：越王勾踐曾派“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１３］，從南路海道北上進攻齊國瑯琊。越國有強大的海軍，一種稱為大翼的戰艦能載乘“戰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艫（手）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長各一人”，連同船長“凡九十一人”［１４］。可見閩方國和越國都是海上強國。閩越兩族相融的閩越文化是一種體現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文化，體現兼具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是福建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座高峰。越人入閩，帶來先進的經濟技術、政治組織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打破了閩族幾千年封閉的局面，以習相近*終融合、改造了閩族和閩方國社會，創造出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期百余年閩越國崛起、鼎盛的局面。閩越文化是我國秦漢時期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文化，從衡量文化內涵的重要標志陶器來看，閩越文化與先秦閩族文化有明顯的傳承關系，而與秦漢時期的中原文化以及周邊百越民族其他分支卻有明顯的區別，但還是能從中尋覓到中原文化、百越民族其他分支文化的元素。在這些文化元素的背后，我們看到秦漢時期的閩越國，具有相對富庶的閩越族經濟、桀驁不馴的閩越族性格，并開始張揚著與中原主流文化不協調的聲音，試圖恢復戰國末年的閩越國轄地，于是開始了北擊東甌、南擊南粵的復興運動，新一輪的開疆拓土融合了周邊其他族群文化，進而成為東南強國。戰爭在破壞社會的同時，也推動著文明的進步。由于與漢廷的分庭抗禮，閩越國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三）閩都文化模式———融閩越、中原文化為一體的包容性的創新文化閩都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是一種以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合、吸納其他區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提出，是基于與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較而言。如與山東齊魯文化、山西三晉文化、江浙吳越文化、廣東嶺南文化、河北燕趙文化、湖北荊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較而言。閩都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形成上自秦漢下至近代。如上所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閩越國，設閩中郡；廢無諸王號，降為君長，同時開始加強對閩中思想與文化的控制。秦末無諸率閩越軍佐漢擊楚，漢高祖劉邦“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無諸后裔郢和余善先后叛漢，漢武帝派軍入閩中，閩越國亡。鑒于“閩越悍”［１５］且“數反復”［１６］，于是，漢廷就把大量閩越族人遷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內，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閩中來，客觀上起到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和閩越族的漢化。后來，一部分躲避遷徙逃進深山的閩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園。漢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漢廷將它立為冶縣，隸屬會稽郡。冶縣是漢朝在福建推行郡縣制建立的**個縣份，縣治在福州。后漢建安八年（２０３），冶縣被析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甌）、漢興（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陽）五縣。漢之后有東吳開發福建、西晉“永嘉南渡”，“中原板蕩，衣冠入閩”，再后來幾朝末代皇族入閩、元朝蒙古族人和色目人入閩、清朝滿族人入閩，以及從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給福州帶來了中原文化和族別、域別及海外文化，*后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閩都文化。史書記載，自漢以后，閩越人與入閩中原人有三次大融合。**次是西晉末年，即永嘉二年（３０８），中州板蕩，“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即林、黃、陳、鄭、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遷入閩，其中相當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區。第二次是唐末跟隨王審知兄弟入閩，史稱“十八姓從王”，但據新編《固始縣志》記載卻有三十四姓入閩，僅隨王審知部將張睦入閩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紛紛南下。這三次中原人的大規模入閩，不僅史書上有記載，而且在許多姓氏的族譜中也可以找到佐證。三次中原人民與閩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傳入中原文化，從而推動了福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對福州地區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閩越人與漢族人已經完全同化了。因此說，閩都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元素組成的，既有閩族文化又有閩越族文化；既有漢族文化又有蒙古族文化、滿族文化、畬族文化；既有中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海外文化。閩都文化之所以冠之以“閩都”，乃歷史上福州五度為都（閩越王都、閩國國都、南宋行都、南明行都、閩變國都），而且是歷代福建的首府，福州為全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起到輻射作用。東晉太元十九年（３９４）晉安郡太守陶夔（陶淵明叔父）撰《閩中記》、唐大中五年（８５１）林編《閩中記》、北宋慶歷三年（１０４３）林世程撰《重修閩中記》、南宋淳熙六年（１１７９）知州梁克家撰《三山志》、明萬歷四十年（１６１２）王應山撰《閩都記》、清代出現了里人何求的《閩都別記》。“閩都”之稱古已有之。
閩都文化的前世今生 作者簡介
趙麟斌，1956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研究員、二級教授、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評估專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授課專家，加拿大布魯克大學國際高級訪問學者，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客座教授，福州市首屆、第二屆優秀人才。曾任福州市鼓樓區區委書記、人大主任，中共福州市宣傳部副部長、文明辦主任，福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校長，閩江學院副院長等職。 其他社會職務有首批國家國防教育師資庫專家；上海五緣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福建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福建省領導科學研究會副會長、福建省五緣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福建省國防教育宣講團常務副團長、福建省趙氏研究會會長；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特聘研究員、閩都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長。 在中華書局、上海辭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書籍60部。在《光明日報》《新華文摘》《科學社會主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等發表論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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