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域下的英漢語言比較研究 節選

　　《文化領域下的英漢語言比較研究》：　　“邏各斯”的提出，是人類對于語言、思維和現實這個根本哲學問題的*初解釋，是一種樸素、直觀和感性的分析。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沿著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繼續對語言進行了初步的分析，人類對語言的研究逐步走向理性客觀的邏輯性分析。　　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對語言的本質有著不同的看法，并進行了一場持續了幾個世紀的論爭，一派認為，語言是自然的產物，人們對語言的發展無能為力，另一派認為，語言受慣例支配，是約定俗成的，人類可以改變它。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都討論了語言的問題，他的語言觀屬于“慣例派”，認為語言形成于慣例，語言的詞匯和意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都是人為的、任意的，同時不同種族的人們雖然使用不同的語言，但是人類的思想是一樣的，不同的語言是相同思想的不同標記。　　亞里士多德的反對者中有一派盛行一時，那就是“斯多葛派”，他們屬于前一派，即“自然派”，認為一切詞語都天然地代表著他們所指稱的東西，他們對于詞源的研究很感興趣，同時還提出了語言的符號象征和符號意義，后來的現代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　　古羅馬時期，語言學的發展在古希臘的基礎上繼續向前，其中*著名的語法學家瓦羅（Marcus Varro）受“斯多葛派”影響較大。他把語言研究分為三大部分：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提出了派生構詞法和曲折構詞法，還區分了時態（過去、現在和將來）與體態（完成和未完成），并且分析了主動和被動兩種語態。到了中世紀，歐洲的科學文化加速發展，語言研究也更加深入，除了拉丁語之外，其他語言的語法論著也相繼問世。經院哲學影響下的思辨語法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們開始較多地探討句法和詞類的基本功能，句法理論得到了新的發展。　　文藝復興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神學，宣揚人文主義精神，在語言學方面也大大拓寬了研究范圍，開始探討歐洲當時使用的一切語言，如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這就打破了由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統治語言學的局面，語言學的發展步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許多歐洲語言的**部語言著作相繼問世，各種詞典也相繼誕生。到了19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和社會的巨大變革，人類對語言的研究受到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人們通過對多種語言的研究積累，發現了大量的語言現象證明語言之間有親屬關系，在這一時期，語言學家們逐漸為全世界的語言劃分了較為清晰的“譜系”，出現了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兩大流派。19世紀出現了幾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如洪堡特、施萊歇等，他們搜集了豐富的語言資料，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和比較，創造出科學的分析方法，為后來的結構主義和描寫語言學奠定了基礎。　　經過幾千年的積累和沉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終于迎來了現代語言學的開端。索緒爾的學生根據他的講稿整理成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標志著現代語言學的開端，索緒爾無疑是這個時期*偉大的語言學家，他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他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對20世紀的各個語言學流派有所影響。索緒爾區分了幾個主要的語言學概念，如語言與言語、共時語言學與歷時語言學，同時他還是符號學的創始人，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他提出了“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的概念，認為符號學研究對語言學至關重要。總之，索緒爾為他以后的語言學派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道路，為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指出了總的方向。　　在索緒爾之后，出現了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和美國的結構主義學派三個結構主義學派，他們同時出現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其中布拉格學派*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音位學，他們也強調語言的交際功能，又常被稱作功能語法學派，他們對于語言學的影響巨大。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丹麥語言學家葉姆斯列夫，他的理論又稱為“語符學”和“新索緒爾語言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