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馬蘭花 節(jié)選

　　《永遠的馬蘭花/我的顏色是紅》：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次見到鄧稼先院長的情景，仿佛是在夢由——　　鄧稼先的手很涼，有汗，濕漉漉的。　　我們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點兒心不在焉。　　當(dāng)時，我們的注意力都被遠處的那片荒原吸引著。再過一會兒，那里將爆炸一顆原子彈。　　那是1983年，在羅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試驗前夕，時任核試驗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紹我認識了鄧稼先院長。　　那里緊張的工作不允許人們有更多的交談。于是，我們相約，改天到他長期工作的位于大西南的研究院，去聽他好好講講那段秘密歷程中的故事。　　沒想到，那是鄧稼先*后一次到羅布泊試驗場；沒想到，那時的鄧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絕癥的病人……　　鄧稼先去世后，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　　1993年，在北京花園路鄧稼先家的客廳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愴然心動的馬蘭花。這是參加核試驗任務(wù)的同志特意從羅布泊帶給鄧院長的。馬蘭花旁邊，是鄧稼先的照片——兩手在胸前張開，仿佛擁抱著一顆太陽。馬蘭花已經(jīng)枯干，曾經(jīng)濃綠的葉片蒼白得幾乎透明。它像遺像中的主人那樣，把生命和顏色獻給了陽光和時光，但它依然保持著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細心地用白色塑料線把這盆枯干的馬蘭花纏繞起來，擺放在鄧稼先的遺像前。許教授告訴我：“這花，已經(jīng)擺了好幾年了。”　　在鄧稼先遺像旁的玻璃板下，擺放著一張領(lǐng)獎通知單，上面寫著：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獲獎項目：原子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氫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獎勵金額：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卻又無話可說，只能躬下身來鞠躬，再鞠躬……　　許教授告訴我：鄧稼先去世后，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這是楊振寧來訪他們傾心交談時坐過的沙發(fā)，這是鄧稼先去戈壁灘時背的水壺，這是準(zhǔn)備停電時點的蠟燭……　　許教授拿著《中國原子彈的制造》這《永遠的馬蘭花/我的顏色是紅》，慢聲細語地講述著鄧稼先和他的戰(zhàn)友們的故事，那是永遠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錢三強找到鄧稼先：“小鄧，我們要放個‘大炮仗’，這是國家絕密的事情，想請你參加，你看怎么樣？”接著，他又嚴肅地說：“這可是光榮的任務(wù)啊！”鄧稼先1950年回國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于1954年起做中科院數(shù)理化學(xué)部的副學(xué)術(shù)秘書，而學(xué)術(shù)秘書就是時任第二機械工業(yè)部（以下簡稱“二機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先生。鄧稼先對錢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間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這次談話的分量。當(dāng)晚，鄧稼先失眠了。妻子許鹿希見他神情有些異常，問他發(fā)生了什么事。“沒有什么，我在調(diào)動工作。”鄧稼先平靜地說。他說：“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過得就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當(dāng)時30歲的許鹿希并不知道鄧稼先這句話意味著什么，但她懂得鄧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關(guān)國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選定了目標(biāo)，就會義無反顧地走到底。雖然當(dāng)時女兒只有4歲，兒子才2歲，但許鹿希認為，不能因家里的瑣事讓鄧稼先分心，她寧愿自己默默地承擔(dān)一切。她對鄧稼先說：“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鄧稼先是**批到二機部九局報到的三個人之一，九局后來也叫九所、九院、221廠。1958年8月，鄧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歷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開始。那塊地方劃出來作為他們的院址，叫作三號院。鄧稼先和新畢業(yè)的大學(xué)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們毫無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墻，修建準(zhǔn)備存放蘇聯(lián)答應(yīng)要給原子彈模型的庫房。但后來，原子彈模型沒有等到，蘇聯(lián)專家卻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機部劉杰部長向當(dāng)時的九所組長級以上人員交底，他對鄧稼先說：“你要有思想準(zhǔn)備，原子彈的理論設(shè)計要自己干。”　　高粱地上剛剛蓋起的一座灰樓，成了中國核武器研制*早的陣地。鄧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周光召、陳能寬、龍文光、疏松桂等專家先后集結(jié)在這里，秘密地進行著原子彈技術(shù)的艱難攻關(guān)。封存在倉庫中的裝滿幾十個麻袋的計算草稿，是鄧稼先率領(lǐng)的理論設(shè)計隊伍艱苦攻關(guān)的記錄。當(dāng)年他們*先進的運算工具，就是兩臺處理速度為每秒300次的“烏拉爾”型計算機，許多數(shù)據(jù)還要靠手搖計算機、計算尺甚至是算盤來計算。　　許鹿希常常覺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　　在那艱難的歲月，許鹿希很快發(fā)現(xiàn)，鄧稼先變了。他們1953年結(jié)婚。從1954年開始，他們住在中關(guān)村的中科院宿舍。許鹿希當(dāng)時在北京醫(yī)學(xué)院上班，校門到車站之間是空曠無人的野地。到了晚上，鄧稼先大半是騎著車子到車站來接她，有時兩人也一塊兒漫步在寂靜無人的小馬路上。到了1954年lO月，他們有了一個女兒。1956年11月，他們又有了一個兒子。兩個寶貝的到來，使他們溫馨的小家庭更加其樂融融。鄧稼先每天下班回來，進門**件事，便是和孩子玩耍。當(dāng)女兒剛會叫一聲“爸”的時候，他總要抱起這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要她叫一聲，再叫一聲。到后來，孩子們會說的話增多了，他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他不僅要他們重復(fù)地叫“爸爸”，還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這時的鄧稼先仿佛也變成了一個孩子。　　從1958年到1959年，僅僅一年時間，一向開朗活潑、被人稱作“娃娃博士”的鄧稼先，剛剛35歲，就變得沉默寡言。晚上回到家里，說話明顯減少了。許鹿希常常覺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有時談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復(fù)了以往的爽朗，不禁開懷大笑，但笑聲往往突然中斷，又走神了。許鹿希很著急，可又知道幫不了他什么忙。后來才明白，鄧稼先回到家里其實并沒有休息，他上床躺著，常常是眼睜睜地望著天花板；有時候，看他眼睛閉了，但許鹿希知道他并沒有睡著。鄧稼先可以不用紙筆，就憑著腦子里背下來的內(nèi)容去推算公式。常常有些公式，年輕人在白天推算不出來，晚上鄧稼先回家躺在床上給推算出來了，接下來才是鼾聲大作的沉睡。第二天早晨，鄧稼先帶著令人興奮的消息，騎上自行車到辦公室去向年輕的同事們報告結(jié)果。每逢這樣的早晨，他總會在路邊停下來，吃一塊烤白薯或是什么別的東西。鄧稼先很喜歡去品嘗生活中這種別致的樂趣。　　1960年，鄧稼先的家搬到剛剛蓋好的花園路一號院宿舍樓。這里離辦公區(qū)三號院只有1公里路。他晚上經(jīng)常加班到深夜。一號院大門關(guān)了，年輕同事就把鄧稼先送回家，連人帶自行車從門口的鐵欄翻進去。日夜連軸轉(zhuǎn)使他們十分疲倦。有一次，鄧稼先講完課后問大家還有什么問題，接著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著了。無論怎樣辛苦勞累，他們的心情都是愉快的。只有一次，鄧稼先產(chǎn)生了深深的自責(zé)。有天深夜回家，他看見自己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互相摟著，坐在房門外的樓梯上睡著了。工作一緊張，他竟然把妻子值夜班不在家、晚飯時要給孩子開門的事忘記了。他把兩個孩子抱到床上，望著熟睡的孩子，自己不知道該做什么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