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研究論叢:第七輯(2019) 節選

　　《話語研究論叢（第七輯）》：　　（3）了解中介體的差異　　批評話語分析認為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是通過中介所構建的，同樣，我們看到翻譯與社會的關系也并非是直接聯系，也是通過中介產生作用，從而我們關注到起中介作用的譯者及其翻譯過程。從上一點我們已經知曉，處于不同時期的譯者所構建的相關語境和譯者模型會有所差異，那么，處于同一時期甚至同一環境之下，面對同一文本時，為什么不同譯者還會產生不同的譯文呢？　　一方面，我們確實要承認，面對同一文本，即使譯者都在認識相關語境，建立譯者模型，但不同譯者還是會構建出不同的譯者模型；另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產生結果的差異應歸于譯者個人認知過程的差異。換句話說，存在差異就解釋了原文與譯文的聯系并非是直接的語碼轉換，而是經歷了中介體的連接，但由于中介體的認知過程不同，就導致了翻譯結果必然有所差異。這種認知，不僅僅是指對文本的認知，更多地指對翻譯過程的認知。誠然，譯者對文本的理解和認識這種個體化差異明顯的原因已經是老生常談，作為中介的譯者，在翻譯中會涉及原作者、贊助人或出版社、讀者等多方主體，涉及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翻譯呈現方式、翻譯類型等多方因素。許鈞就討論了無論是“譯什么”還是“怎么譯‘：都涉及譯者的選擇，但這種選擇絕不僅僅是譯者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受到諸如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審美情趣等多種外部和內部的因素限制（許鈞，2002）。孫志禮也提出譯者要符合目的語社會文化的規范，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需求（孫志禮，2007）。從批評話語分析角度來看翻譯，不僅承認了翻譯過程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探究這個影響過程，做出解釋。不同譯者對于這些因素的認知差異就會導致他們所構建的譯者模型不同，因而導致不同譯文的產生。所謂認知不同，也就是譯者所重點關注的因素，或是相關因素重要度的排序，或是對相關因素的考慮范圍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譯，我們了解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作為中介體的意義不僅在于影響翻譯產品，更在于能夠解釋不同翻譯產品產生的原因。　　（4）翻譯與社會意識形態的聯系　　批評話語分析強調話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力量反映社會，是社會權力斗爭的焦點，強調使權力關系與意識形態明朗化，從而推動社會變革，由此建立起話語與意識形態的聯系。從這一點來思考翻譯，就是要聯系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這也是之前二者結合研究的重點。翻譯行為既是人為主動創建的，就不可避免地夾雜人的態度與立場，因而翻譯無法保持中立。意識形態猶如”一只看不見的手“（王東風，2003），是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產物，既是個體的思想觀念，也是特定的政治文化，以特定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與譯者個人的意識形態相疊加，共同操縱著翻譯活動（朵宸頡，2014）。譯者在面臨不同的語言材料時也面臨著文化差異甚至意識形態的沖突，譯本的產生過程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轉碼過程，更是經歷了譯者的理解和解釋，因而無論是原文本的選擇還是對文本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選擇，都滲透著特定的意識形態。　　在翻譯文本的選擇上，在將國外作品譯入國內時首先要考慮其是否和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相沖突，或是該用怎樣的策略或者方法使其順應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或者挑選其意識形態中的某一點進行大量的解釋和傳播；同樣，將國內作品譯向海外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其是否準確表現了本國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用怎樣的翻譯策略可以明顯或強烈地使讀者準確感知到，以起到期待的傳播效果，同時也要考慮這與他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否沖突，但這更多涉及的是讀者的接受度問題。可以看出，無論是寬泛的翻譯文本的選擇還是具體的翻譯策略的實施，都聯系著意識形態因素，在涉及跨語言甚至跨意識形態的翻譯行為中，意識形態影響著語言，語言又表現著意識形態。因而，譯者在認識到這一點后，就不僅僅只關注語言層面的對等，更會將翻譯行為的意義擴大到對社會、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5）描寫和解釋并重　　描寫是對翻譯產品、翻譯過程和譯作功能進行全方位的記錄（Toury，2001），解釋則是針對所描寫的現象和規律，揭示制約這些現象和規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描寫是微觀層面的操作，是對具體文本的分析，解釋是對宏觀對象的考察，觀察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語境。話語作為社會的構成要素，既決定社會意識形態和權力斗爭的方式，又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從具體的語言現象出發，聯系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從而解釋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因素。描寫是揭示的立足點，解釋是描寫的歸宿（胡開寶、孟令子，2017）。我們從而可以看出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譯、對翻譯現象進行解釋的目的在于對翻譯這一社會文化行為進行批評和反思，從批評話語分析角度研究翻譯，不僅僅只探討描寫到的現象和規律，而是更進～步地對這些現象和規律進行解釋，將描寫和解釋結合起來，拓寬了翻譯研究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