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試驗田” ——常州、沙市改革試點 （楊啟先 穆常生） 1981年7月，國務院批準《關于在湖北省沙市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的報告》。1982年3月，國務院批準常州市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常州、沙市兩市針對體制弊端，在生產、流通、分配、金融、科技、計劃、物價等各個領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試驗，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 2．見證重慶成為計劃單列市 （林 凌 陳之惠）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對開展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開始了大城市試點的探索。1983年初，重慶市委、市政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了《關于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并由省委、省政府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2月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文批準重慶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實行計劃單列，賦予其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三次對大城市實行計劃單列管理的開端。 3．“昆山**家合資企業是搶來的” ——親歷者眼中的“昆山之路” （吳克銓） 從自費創辦開發區起步，昆山大膽探索出了一條以開放型經濟為主要特色的“昆山之路”，實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突破：**個建起自費開發區、實施全省**幅土地批租、建立全國**家外商獨資企業、創辦全省**個陸路口岸通關點、建成全國**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昆山一躍成為全國百強縣之首。 4．闖“禁區”，繞“地雷” ——親歷“溫州模式”的報道 （張也平） 溫州，是我國改革開放中民營經濟的“發祥地”。“溫州模式”*初是一種以農村家庭工業為基礎、以自由市場為依托的經濟模式。到后來，隨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批農民經營家脫穎而出，發展起了私人經營和合股經營的工業企業，資金、勞務、技術、信息等生產因素也進入市場。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無一不是在“闖禁區”。溫州市大膽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率先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生機勃勃的“溫州模式”。 第 二 篇 5．四川企業擴權試點和首鋼試點 （林 凌） 1978年10月，四川選擇了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等6家地方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等6個單位聯合發文，確定首都鋼鐵公司等京、津、滬8家大型國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改革。早期企業擴權探索為企業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有力地推動了我國企業改革的進程。 6．“搞得更活一點，放水養魚” ——企業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來龍去脈 （張彥寧） 工業企業經濟責任制作為企業管理的一項制度，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以生產技術責任制的形式提了出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發展形成責、權、利相結合，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統一，職工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聯系的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向以承包為主的各種形式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企業經營管理制度。 7．“請給我們‘松綁’” ——福建55名廠長、經理呼吁放權 （黃文麟 金 凌 杜進興 汪建華） 1984年3月22日，在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的55名廠長、經理，聯名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寫信，書信的題目是《請給我們“松綁”》。3月24日，《福建日報》以《55名廠長、經理呼吁——請給我們“松綁”》為題，加了編者按語，在頭版頭條全文發表。福建全省興起了企業放權的熱潮，也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8．“落后就要請先生” ——國企首聘“洋廠長” （柴玉本） 1984年8月，格里希作為聯邦德國退休專家，成為首批被派往武漢的專家。11月，“洋廠長”格里希走馬上任，大刀闊斧地實行改革。“洋廠長”的“三斧頭”砍下去，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面，逐步使生產和管理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9．“打破‘鐵飯碗’成為企業改革的時髦口號” （王光興） 1986年，連虧了5年、瀕臨破產的海口罐頭廠（椰樹集團前身），在王光興廠長的帶領下開始破“三鐵”，超前進行企業改革，釋放企業活力，扭虧為盈。改革后的海口罐頭廠生產規模迅速擴大，產量年年翻番，1991年五項主要經濟指標居全國同行業之首。1994年，“椰樹”被國務院列為海南省唯一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百戶試點單位。 10．親歷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前后 （陳錦華 賀光輝 張彥寧 賈和亭） 20世紀80年代，推行股份制成為企業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是搞活企業的關鍵，也是解決國家投資嚴重不足問題的一條重要途徑。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為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1985年，在國家體改委組織起草的一份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構思的報告中提出，“從長遠看，企業實行股份制是個方向，但要分階段推進”。1986年，國務院在《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中明確指出，各地可以選擇少數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隨后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改革中出現的股份制形式，可以繼續試行。股份制在試點過程中不斷引發爭議，探索工作曾一度停滯。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當年2月底3月初，國家體改委在深圳召開股份制企業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全力推進股份制試點工作。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頒布，標志著股份制試點的成功。 11．親歷諸城改革 （陳光 洪虎） 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山東諸城在縣域中小企業中進行了以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的企業制度改革，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改革探索，引發了諸多爭議和討論。1996年2月，國家體改委等9部委組成聯合調查組赴諸城調查。結論是：諸城市為“放活國有小企業”創造了經驗。 12．“‘肖大膽’眼中的宜賓模式” （肖健康） 1991年，37歲的肖健康走馬上任宜賓縣縣長，率全國之先在宜賓掀起了一股“產權制度改革”之風，推行“國家轉產權、政府轉職能、企業轉機制、員工轉身份、社會轉市場”的宜賓改革模式。面臨宜賓改革中的非議和爭論，四川省委、省政府決定將宜賓作為全省“改革試點封閉縣”，支持宜賓先行先試、先沖先闖。 13．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制的改革探索 （賈和亭 周放生） 1988年，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設立，拉開了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帷幕。1995年4月28日，國家體改委課題組形成了《關于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制改革的建議》，提出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的框架是：在國家統一所有的前提下，分成“三個層次”，即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國有資產經營機構、股份公司的董事會。這個“三個層次”的架構對拓寬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起了推動作用。 14．確定“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陳清泰 賈和亭）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由此，企業改革開始進入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階段。為了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家體改委和國家經貿委聯合開展了百家大中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改革。 15. 地方中小企業“兩個置換”改革探索 （周放生）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各地采取了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一大批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產權置換和身份置換為特點的“兩個置換”的“放小”模式，成為地方中、小企業改革的重要探索。 16.個體經濟的探索與實踐 （容志仁 章華妹 鄭舉選） 容志仁是廣州市**代個體戶，1979年開“容光飲食店”，特設一毛錢學生餐，1981年受到省委**書記任仲夷接見，成為“**個被炒熱的個體戶”；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浙江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一份營業執照，這也是新中國**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1985年在漢正街1000多名個體戶中，個體戶鄭舉選創下了四個**，即當時的銷售額連年**、納稅連年**、各種捐款**、認購國庫券**。1982年9月1日，黨的十二大報告首次提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改革開放初期，涌現出一個個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生動實踐。 17. “傻子瓜子”的故事 （年廣久） 20世紀70年代末期，安徽蕪湖小商販年廣久的“傻子瓜子”生意興隆，但他在經營過程中使用的雇工超過了8個，引發了一場關于雇工問題的大討論。當時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上八下”是一條鐵定的界限。關于雇工問題的大討論一直持續著，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鄧小平幾次提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他說：“不能動（‘傻子瓜子’），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18. “社會主義哪有那么多的暴發戶” ——溫州“八大王事件”斗爭始末 （連正德） 在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發源地溫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翻砂大王”吳師廉、“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以及“膠木大王”陳銀松等幾人被列為“投機倒把罪”的重要打擊對象。這件事情震動了浙江全省，也震動了全國，被稱為溫州樂清“八大王事件”。 第 三 篇 19.我親歷的1994年前后的財稅體制改革 （劉克崮） 20世紀8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實行的企業承包制和財政包干體制與之越來越不相適應，財稅體制改革迫在眉睫。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了“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理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逐步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的財稅改革任務。1993年7月1日，實行了財務會計制度改革；1994年1月1日，實行了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改革、工商稅制改革、“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1996年1月1日實行了“國民待遇”原則及關稅和進出口稅制改革。建立了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新型財稅體制框架。 20.“改變過去‘大一統’的金融構架，要成立中央銀行” （陸百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相繼恢復和建立，對過去“大一統”的銀行體制有所改良，但隨著這些機構的相繼恢復和建立，“群龍無首”的問題也亟待解決。為了研究解決這個問題，1983年，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組織了歷時一年的中國金融改革調查，并形成了一份報告，建議“打破過去‘大一統’的金融架構和體系，成立中央銀行”。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1984年1月1日，中國工商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正式成立，拉開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序幕。 21．全國**家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立 （龔浩成） 1986年7月24日，作為金融改革的試點，國務院批準重新組建交通銀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組建后的交通銀行正式對外營業，成為中國**家全國性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 22．中國證券市場*早參與者楊百萬的故事 （楊懷定） 1981年1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庫券條例》獲國務院通過，確定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庫券。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早參與者、實踐者，楊懷定（人稱“楊百萬”）在我國**次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時嗅到了商機，成為**個從事大宗國庫券異地交易的個人。之后，楊百萬成為早期中國證券市場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擁有許多其他的“**”紀錄：**個到中國人民銀行咨詢證券的個人、**個從保安公司聘請保鏢的個人、**個主動到稅務部門咨詢交稅政策的個人。 23．上海證券交易所“鳴鑼開市” （龔浩成 尉文淵 闞治東） 1990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同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內地的**家證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成立并開始正式營業，標志著新中國證券市場的正式誕生和股市的起步。 24．親歷深交所的成立和發展 （鄭良玉 禹國剛） 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在特區證券公司的柜臺上開始了*早的證券交易。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證券市場領導小組，研究籌建證券市場的問題。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籌備，作為先行先試的中國資本市場，深圳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試營業，并于1991年4月11日獲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批準成立。1991年7月3日，經國務院授權、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深圳證券交易所（簡稱“深交所”）正式開業，實現了股票的集中交易。 25．新中國證券史上**場股市災難 ——深圳“8·10”事件 （鄭良玉 禹國剛） 1992年8月10日，深圳開始發售“1992年度股票認購抽簽表”。當時預發抽簽表500萬張，引來百萬人爭購。不到半天的時間，抽簽表全部售完，排隊群眾在質疑中發生混亂，釀成“8·10”事件。深圳市政府當機立斷，采用增加發行的方法成功平息了這一事件。“8·10”事件被認為直接推動了國家級證券監管機構的成立，使得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重視程度空前提升。 26.中國證監會成立：中國證券市場走向規范化 （傅豐祥） 1992年9月，國務院下達文件決定成立中國證監會。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這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監管體制開始形成，中國資本市場法規體系初步形成，資本市場開始逐步納入全國統一監管框架并走上規范化軌道。 27．親歷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陸百甫）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泰銖貶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由此爆發。隨后金融風暴蔓延東南亞，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地，甚至波及新加坡及中國香港。在抵御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堅定地穩定匯率，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