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文庫權力的餐桌:從古希臘宴會到愛麗舍宮(2版) 節選

如果要了解聚餐形式的變化，而不是做一個簡單的人類學的分析，就要特別注意到，從古希臘前期直到古羅馬初期，即從公元前2世紀到前1世紀，宴會的變化和政治密切相關。
　　在古希臘前期(公元前8世紀左右一直到前6世紀)，在一些比較小的城市里，有過一些初級形態的全城聚餐。在古希臘后期，聚餐有了某些聚合全體“公民”的態勢，這里說的“公民”指的是全體男子，大家逢節日一起吃一頓飯，在斯巴達這樣的城市里甚至是天天聚餐，日日歡飲。在斯巴達和克里特，召集公民們一起吃喝，*好是在大白天圍坐一處，具有特別的意義，體現了城市的團結。除了忙于犧牲祭祀，或者如克里特狩獵那樣沒有按時結束，耽擱了時間，全體公民一定是在一起用餐。這種用餐制度，或者說這種國家體制，使得公眾宴會有了束縛性，因為這種制度要求“homoioi”，即要求“平等的人”在一起吃飯。斯巴達的人管這頓飯叫“西西提亞”(syssitia)或者“菲迪緹”(phidities)，十五個人左右一桌，吃的喝的都比較簡單。這種貴族特質的做法表明了公民的屬性，怎么樣吃飯，就是怎么樣的人。奧斯溫·穆雷(()swinMurray)直截了當地說，“他們醉酒的規矩多少反映了酒在其政治體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所有的斯巴達公民都要為舉辦宴會作出貢獻，來的時候要帶上野味、糧食、水果和奶酪；亞里士多德在《政治》中也說過，有的人沒有能力在赴宴的時候帶上東西，結果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丟掉了公民的資格。在克里特的公眾聚餐，即“lesandries”，代表著同樣的政治意義，每個來賓都要“貢獻”其十分之一的收成，所有的人(包括依附于城市的農民)，只要參加宴會，就要承擔宴會消費的部分開支。
　　全體聚餐可能也見于其他地方，但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獲得公民資格的日益簡便，這種聚餐形式漸漸被改變，全體聚餐的形式漸漸被廢棄，而演變成了“代表”聚餐。公眾聚餐只有在古希臘前期才可能存在，那個時候城市是一個整體，后來延續了一段時間也是因為城市的寡頭政治保持著人數不多的公民群體。但是，斯巴達以外的地方，財富的增加和差異，都削弱了“西西提亞”的作用。政治特權的獲得、擴大和萎縮，越來越決定著公眾聚餐的人數和來賓座次。從物質手段上講，大多數古代城邦已經不可能讓所有的城市居民一起吃飯了，于是只能邀請一部分代表城市權力的居民，這個“代表團”象征著整個城市，以城市的名義吃飯。宴會于是變成了濃縮公民整體的小規模聚會，全體聚餐的形式到此壽終正寢。聚餐的強迫性并沒有完全消失，公元前6世紀末的梭倫法令明顯繼承了這一精神，這一法令要求公民輪流參加宴會，履行他們議政和參與法律事務的責任。在斯巴達和克里特，節日聚餐好像公民代表大會，不容含糊，大會實際上成了公民的培訓，自此，宴會有了新的政治色彩，不再僅僅是城市的代表了。由于宴會不能集合全體公民一起吃飯，城市領導人就把宴會的組辦權抓在自己手里，克里特就是這樣。在其他一些城市，比如雅典，富人必須為一些儀式自己掏腰包，*常見的是抽簽決定哪一個部族掏錢。狄摩西尼提到過在雅典節日聚餐上怎么分配肉食，但是沒有說到怎樣消費。不管怎么說，吃在一處，象征著公民/戰士的義務：人們和自己的部族一起投票，一起打仗，一起吃飯。這種休戚與共的感隋，就這樣植根在有規律的隆重的公眾聚餐當中。
　　聚餐是公民屬性的標識，尤其是在古希臘前期。在這個意義上，餐桌從此成為一種整合的工具。婦女、外國人、奴隸和年幼者都“自然”地被排除在外。但是，在關于宴會的故事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公民”旁邊的外國人和未成年人。在斯巴達，未成年人如果要想參加餐后酒會，必須征得參加者的一致同意，他們可以從中觀察和學習成年人的表現，聽大人們吹噓戰功、討論國事，這確實也是“西西提亞”的首要意義。在克里特，有個啟蒙儀式，未成年人要被“搶走”，和“劫持者”一起過好幾個星期；在此期間，未成年人會從自己的情人處得到一些供品，比如一頭牛和一個酒杯，他要帶著這些吃喝的東西才能參加酒會；喝酒的時候要談論政治事務，另外要決定城市功臣的授獎問題。我們在酒壺的繪畫上看到，在迎候宴會新客人時，人們會告誡他們，誰壞了規矩，誰就要遭殃。公眾聚餐為決策群體集結了“新手”。家庭節日同樣也是舉行宴會的契機，家庭宴會收納新人，加強團隊的團結。在人生的重要時刻，比如生和死，同一群體的人也要在一起吃飯，如同埃及的喪葬儀式一樣。
　　餐桌上表現的兄弟情誼，在政治生活中和戰場上也加強了團結。在雅典節日“阿帕圖里”上，同一氏族的人在三天里一起吃喝，其中一天稱為“Banquet”或者“Dorpia”，都是專門用于正式宴會的詞匯。特爾斐也有類似的活動：在“Apellai”這一天舉行宴會，有用于犧牲祭祀的貢品“apellaia”，宴會上還收納新成員。不論是在雅典還是在特爾斐，氏族人都是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接受新成員，公民們也*愿意通過加入氏族從根本上站穩腳跟，建立自己的形象。
　　這種收納很少涉及外國人，不過在一些古希臘城市，外國人如果遵從類似比賽的飲酒要求，遵從行為有度的酒會玩樂規矩，不胡鬧，也可以參加宴會。在克里特的宴會上，公民席位旁邊特設兩張桌子，專供招待過路的客人。按照克桑西的習俗，他們可以在洛克里斯人的領土上居住，參加他們的宴會，克桑西人甚至認為要把公眾聚餐和獲得政治權利聯系起來，這樣一來，出席犧牲儀式、參加公眾聚餐，就成為整合隊伍、收納新人的主要表現形式，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的時候這一情況才有了轉變。宴會和公民資格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系，幾乎是歐里庇得斯的《伊翁》∞n)的全部故事內容，青年伊翁就是吃了雅典的很多宴會，才得以成為希臘的公民的。在其中一次宴會上，伊翁的母親克雷雨茲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怕他登上雅典王位，想要給他下毒；母親非常明白，參加宴會給了他政治上的合法身份，但是在她眼里，這太危險了……
　　參加宴會，不僅僅意味著有公民資格，也反映出公民群體內部的等級。在某些特定節日宴會的時候，在儀式的允許下，大家喜歡讓*有錢的人出頭，承擔宴會的組織和花費。盡管通過宴會，雅典向周邊眾多進貢盟國顯示了威風和統治地位，但是，老是這么吃喝，雅典承擔不起。一旦公眾財政艱難，操辦不起宴會，就采用“吃大戶”的做法。在古希臘后期，“吃大戶”變得普遍，怎么辦宴會，時興什么規矩，都是清清楚楚的：城里的每個部族派十名代表，這些代表們籌錢，操辦狄俄尼索斯酒神節和雅典娜女神節期間眾人的大吃大喝。雅典城里的人可以不受儀式規矩的約束，自發地來參加宴會，但是政府不喜歡這樣的“自發”行為，因為這樣一來，參加宴會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這種不請自來的現象雖然被法律允許，但是在艱難時期，波里克利憤怒地抵觸不辦。雅典的普遍工作者很少或者根本不主辦宴會，國庫管理長官、女司祭和大將軍們也不張羅這一類的吃喝。古希臘后期的那些著名政治人物還沒有什么顧忌，在他們眼里，宴會以及補充或替代宴會的食品分配，都是貴族行為，貴族借此與其屬民建立政治依賴關系。有一些人物就經常為自己的城市舉辦宴會，比如小亞細亞西部城市吉梅的克雷阿納克斯，就以其待客慷慨大方而出名。很多社會階層不能夠參加宴會，不管對這些社會階層有過什么限制，都損害了宴會的包容和平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