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書院史稿-湖湘文庫-乙編-32 節選

　　趙汝騰為宋太宗的七世孫，與林阱友善。觀其詩意，當是林阱山長任滿轉職湖帥幕府之時的送別之作。若然，則可以得出石鼓書院淳祐年間以理學、史學、文學、經濟學四學課士的結論，至少是推論。　　開慶元年（1259）冬，元將兀良哈從交趾北還，兵掠衡州，衡陽尉穆演祖率兵拒敵，石鼓書院毀于戰火之中，所謂“兵革之所過而廢焉。在昔碑板照耀，掃滅無余，而朱子之記巋然獨存”。次年，也就是景定元年（1260），湖南提點刑獄使俞琰（一作掞）到訪石鼓，看到“巋然獨存”于廢墟中的朱子《石鼓書院記》碑，乃“撫穹石而嘆日：斯文之未喪，寧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慨然而有重建書院之念。于是，率“幕屬趙崇垟與山長李訪，拓舊址，授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廩庖門廡，奐焉大備。典籍所棲，先賢所奉，各適位置，外則風雩諸亭映帶后前，盡復舊觀，增一亭于山之巔，扁日仰高。大辟射圃，將以暇日觀士之德。又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厥既就緒，侯則取明德新民之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復振”。②　　這次重建，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由朱子之記“巋然獨存”而生“斯文未喪”、“掃地更新”之念，實際強調石鼓作為儒家道場的文脈傳承，湖湘之學的重要基地，振廢在我，這是一種文化自覺與擔當的表現。其二，從“大辟射圃”以觀士德、“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書院復興于戰火硝煙之中的時代特點。射圃是習射練武之地，武侯是忠義抗敵之人。在宋元決戰前夜，俞提刑重建石鼓，“興廟學于金甲排蕩青衿憔悴之日”，意在“恢大義而壓戎馬之氣”，學以致用，伸張“中國之所以服四夷者”之“禮義”于天下，屬于“汲汲乎扶持斯文于幾墜”的“知本”之舉，是書院與學術相結合并作用于社會的典型反映。　　宋末，尚有黃斡置田助學一事值得記述。雍正《湖廣通志》卷二十三載：“衡州府石鼓書院，在府城北石鼓山。舊為尋真觀，唐元和間士人李寬結廬讀書其上，刺史呂溫嘗訪之，有題《尋真觀李秀才書院詩》。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真援寬故事，請即故址創書院，以居衡之學者。景祐二年，劉沆守衡，請于朝，賜額日石鼓書院。淳熙中，部使潘疇、提刑宋若水先后修葺，而連帥林栗等成捐金相之。朱子有記。開慶己未毀，刑獄使俞琰復新之，提學黃斡出公帑易田以廩生徒。”光緒《湖南通志》及相關府縣方志都有類似記述，明代弘治年間他還因此而人祀石鼓書院七賢祠。查黃斡置田*早見于元人黃清老《復田記》，①其稱：“勉齋黃文肅公提舉湖南學校，視芹藻地薄，請于朝，以公帑鬻籍入官田在茶陵之哀鵠鄉者助之，由是衣冠濟濟，有上庠之風焉。”②又據元人傅若金記載，黃斡當時所置學田在衡州“屬邑茶陵者東西莊凡六百畝有奇。茶陵既自為州，三分其一入州學，獨東莊仍為書院田”。③由此可知，當時所置田畝，在茶陵東西二莊，總共有；“六百畝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