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古籍佚存書錄-全四冊宋版古籍佚存書錄-全四冊 前言

《宋版古籍佚存書錄》序 辛德勇
古籍版本、目錄，過去是古代文史學者治學的一項基本知識和技能。說是過去，其實主要也是清代乾嘉考據學興盛以后，才普遍有這方面的講究。民國學者，承其流風余韻，又與西洋實證方法相結合，研求日精，使得版本、目錄之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國古代文史研究走向現代學術的一項重要基礎。如史學界開山劈路的古史辨學派，以辨古史、古書之偽為主要研究路徑；文學界研究俗文學之《紅樓夢》研究、《水滸傳》研究、《金瓶梅》研究等等，大多也都是循版本、目錄以登堂入室，以至于成就一帶學術之巔峰事業。
在廣泛依賴版本、目錄知識研究學術問題的同時，學術界也開始把版本和目錄自身，作為研究的對象。在古代典籍目錄方面，余嘉錫在民國時期，結合大學授課，撰寫《目錄學發微》一書，系統闡釋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脈絡，使之成為一門系統的科學。直到今天，在這一領域，并沒有太多新的進展；至少在總體上，新出各項論著，仍然沒有能夠超越余氏當年的水平。余氏另有《古書通例》，研究古書體例、形式以及目錄著錄方式等，也是版本目錄領域的不刊之著，其中很多內容，屬于書籍刊本行世以前的版本研究范疇。
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書籍，成為書籍流通的一般形式；活字印刷，也從宋代起，就在行世書籍當中占有一定份額。但不管是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總之，先雕刻成字，再印字于紙面的印刷術，已經取代用毛筆直接書寫于紙張的書籍制作傳播方法。這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貢獻作用，不亞于當今電腦技術的發明，是學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性事件。
王國維在民國時撰寫《兩浙古本考》、《五代兩宋監本考》等，從宋代及其以前的古刻本人手，開始從現代學術角度，探索古籍版本的發展規律，將版本研究納人科學的軌道，為“版本學”的建立，奠定基礎。繼王氏之后，趙萬里、張秀民、鄭振鐸、屈萬里、錢存訓、黃永年諸人，又相繼刊布一系列著述，從各個側面，闡釋古籍版本的內在規律。迄至今日，也已探索揭示出古籍版本演變的基本面貌，全面建立起科學的古籍版本學。
不過，與古典目錄學相比，古籍版本學的研究，涉及面更廣，難度更大。因此，也還存在很多十分重要的問題，有待深入論證。宋代是古代版刻的肇始時期，對該時期版本的研究，具有特別的意義，而存在的問題，也尤為引人注目。即以我本人所關注的宋代版刻地理分布問題而論，雖然也有人撰寫文章或者是在相關著述中做過敘述，但往往只是泛泛襲用版本學研究總結的一般現象，沒有能夠真正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分析宋代版刻地理分布的特征和成因。如眾所熟知的宋代三大刻書中心杭州、建陽、眉山，究竟這三大刻書中心，在宋代版刻業中各自占有多大比重？形成這三大刻書中心的地理原因究竟是哪些?其技術傳播和擴散的范圍、途徑又是怎樣？刻書業的發展對于自然環境特別是山地林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等等，有一系列饒有趣味的問題，等待研究者做出解答。這些只是版刻研究中很次要的一個側面，至于版刻技術、版刻藝術、版刻行業經營成本利潤狀況等等這些核心領域，有待深人研究的問題，更是不勝枚舉。這種研究狀況，與我們這個發明印刷術的國度，很不相稱。
造成版刻研究這種相對滯后局面的客觀原因，主要是版本研究必須依賴的舊刻古籍，著錄和收藏都相當分散，不像古典目錄書籍，容易掌握和獲取。因此，需要從基礎工作做起，首先理清家底，盡可能全面地匯總所有見于文獻著錄和現有刻本存世的各個時代所刊刻的書籍，為相關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條件。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一般論述版本學知識的著述很多，卻很少見到有人愿意花苦功夫，從事這類基礎工作。長此以往，版本學研究，恐怕很難取得有價值的實質性進展。當然，這不只是版本學研究領域獨有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個中國學術界的嚴重病態。這里有研究者個人的學術境界追求問題，但是學術管理者的荒唐無知和肆意胡作非為，恐怕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這樣一種學術現狀下，夏其峰先生在沒有任何費用資助的情況下，憑著自己對于古代版刻事業的喜愛，利用業余時間，潛心多年，耐心細致地廣泛搜集、整理宋代版刻資料，匯集編著了這部《宋版古籍佚存書錄》，成為著錄宋代版刻狀況的集大成著述，為進一步研究宋代版刻，提供了*為全面系統的資料，不能不使人感到由衷的敬佩。這是多年以來版本學研究中一項令人興奮的重要成果，我相信，它的出版，一定會大大推進對宋代版刻的研究，同時也會帶動版本學其他方面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人。

2005年2月18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