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十三) 節選

特稿
　　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　陳為人
說到陳永貴，馬烽好有一比：“陳永貴這個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時代正月十五的放‘起火’。‘呼’地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現出五彩繽紛的景觀，倏而一下又全都熄滅了……”
馬烽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陳永貴曾一度是中國農業戰線上一面耀眼的旗幟，后來又成了政壇上一位風云人物。那個年代的過來人，男女老少，只要一提起‘陳永貴’三個字，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連不少外國人也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馬烽又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陳永貴只不過是一個偏僻山村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陳永貴除了繼續擔任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外，還兼任了縣、地、省三級的要職。后來竟然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再后來，一下子又貶到北京郊區的一個農場當了顧問，再再后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里悄然與世長辭，死得無聲無息，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什么反響。”
馬烽還說：“社會上對陳永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貶的，一會兒畫成個紅臉，一會兒畫成個黑臉，成了川劇中的變臉……我無意對陳永貴進行評價，事實上我也評價不了。只不過我和孫謙因為寫大寨，和陳永貴有過一些交往，打過幾次交道。”
馬烽講述了他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馬烽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喝酒的三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或者說是意識流地，描繪了陳永貴由驀然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
**次喝酒
　 歷史的機緣往往是這樣：有時候，你眾里尋它千百度，卻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有時候，你不經意間，無意識中，卻會陰錯陽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后，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點名讓我跟他一塊兒去。事實上還不是這么簡單，那是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要去大寨，同來的還有河北的省委書記。這樣，山西方面的省委領導陶魯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當時我還不明白，這事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攝。陶魯笳回來后，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因為他此前寫過一部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產生了一定影響。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此事孫謙曾給我透過信，我表示不愿參與。這次省委領導拉上我去大寨參觀，看來是非讓我參與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從安排。”
馬烽的這次“遵命文學”，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1963年秋，當年還僅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到太原，經新華社記者的引薦，見到了山西省委秘書長毛聯玨。陳永貴向毛聯玨匯報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災后，堅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況，講了自力更生的好處、靠國家救濟的壞處，介紹了新大寨的建設情況。毛聯玨聞言大受感動，說：“你們這是壞事變好事哩！”毛聯玨繼續向上匯報，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聽了匯報，立即決定讓陳永貴給省、市干部作報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匯報。1964年1月，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余名代表匯報。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臺。
半個月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播放了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錄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和范銀懷采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是“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并為《大寨之路》一文，專門配發了社論。
1964年3月28、29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停車于邯鄲火車站，召見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陶魯笳匯報了他在昔陽蹲點的情況。陶魯笳詳細地向毛澤東介紹了陳永貴。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聽了陶魯笳的介紹，還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并說：“陳永貴，四十二歲掃盲，今年五十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不久前陳永貴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1964年12月26 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了作為中國新型農民代表的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毛澤東的生日宴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間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吃飯的時候，毛澤東對陳永貴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話，只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有人在一旁解釋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
毛澤東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詞，說得頗有“一語道破天機”的意味。
馬烽說：“1965年春節后的一天，孫謙告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里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時開會開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餓了，就去敲開供銷社的門，買兩瓶酒，買兩筒罐頭，和陳永貴喝酒聊天。錢當然是老孫掏腰包，因為陳永貴是靠勞動分紅過日子……陳永貴給我的**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干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白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墻上安了個柵欄門……我家準備的午飯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盤熱菜以外，還有一個大火鍋。這大多是過春節的剩余物資。我還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么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在馬烽與陳永貴**次喝酒時，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馬烽說：“孫謙給我們做介紹時，大約是為了引起陳永貴對我的重視，把我的職務都說了，什么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省委委員，等等。陳永貴對此沒有什么特別反應，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寫電影劇本的事，陳永貴早巳知道。孫謙為了說明省委對這事的重視，特別強調了我本來已經擔任了一個村‘四清’工作隊長，是特意為寫電影劇本抽調回來。
“誰想孫謙這么一說，陳永貴不冷不熱地對我說：‘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謂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詞，意思是指村干部貪污了多少糧食和錢。從他問話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對‘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見。后來我到大寨深人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陳永貴參加全國人代會，參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時，一支‘四清’工作隊像搞土改時那樣，在大寨扎根串連。
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隊的隊長叫張子儀，是晉中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四清’運動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當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領導班子。陳永貴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沒有貪污挪用，二沒有多吃多占，三沒有當宮作老爺，大寨在‘四清’中也能當個先進典型。因此他就讓大家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陳永貴沒想到的是，工作隊完全撇開大隊黨支部，撇開他陳永貴，只管在下面扎根串連，發動群眾，清查賬目，尋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張子儀不信大寨會沒有一點問題，用當年張子儀的話說：‘就是一面紅旗吧，旗桿上也難免生幾只蟲子。’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大寨隱瞞地畝、多報產量、騙取榮譽的種種傳聞。工作隊聯絡一些挨過整受過氣的社員，發動群眾揭發檢舉，白天黑夜地組織干部們開會學文件，‘洗手洗澡’，追問各種問題，走家串戶地挖情況，搜尋著陳永貴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證據。當陳永貴滿心歡喜地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四清’工作隊認為已經抓住幾個挺像樣的問題了。村里的氣氛也鬧得挺緊張，社員輕易不敢跟干部說話，好像他們是階級敵人，需要劃清界線……”
馬烽這個“四清’工作隊長”，正好撞上了陳永貴這么個碴口。
馬烽說：“老孫的愛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們工作隊，所以對實際情況很了解。老孫告訴陳永貴，他們沒有整干部，沒有搞逼供信，為此還差點被打成右傾。聽完孫謙的介紹，陳永貴的臉色緩和了許多。他問我：‘你怎么敢頂那股風？’我說：‘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眾沒有揭發，賬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絲馬跡，我們能強迫人家承認有貪污盜竊嗎？’我告訴他，那是一個先進大隊，生產搞得好，分紅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較強。即使工作中有些缺點甚至錯誤，也只能是幫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無異于犯罪。我講完，陳永貴也打開了話匣子，他的大意是說，社隊干部中確實有一些貪污盜竊、稱王稱霸的敗類，但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基層干部是好和比較好的，他們在生產**線，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種壞思想作斗爭，勞心費力地率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力有限，困難重重，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他們歡迎上級派人給他們以支持幫助，批評教育。但是把他們都當成是‘四不清’的懷疑對象和審查對象，采取‘有棗無棗打三桿’的做法，使他們很反感。雖說‘真金不怕火煉’，‘身正不怕影子斜’，可這種做法，給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壓力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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